海洋写作在当下方兴未艾，这既是“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个论断在文学界的回响，也是作家们重构中国海洋写作版图的意愿体现。纵观五四以来的福建诗歌场域，冰心、蔡其矫、舒婷等诗人在多方资源的融会与贯通下，借助语言和想象的互动抵达大海形象的激活与再造，并成为中国诗坛不灭的记忆。以闽东诗群为代表的滨海诗人群体在当代诗坛持续闪耀，他们独具个性和辨识度的海洋写作成为当代汉语诗歌话语版图中颇具活力的构成部分，除了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刘伟雄等代表性诗人之外，年轻诗人韦廷信的海洋写作也值得关注。

童话视角是韦廷信海洋写作中的一大亮点。童话视角是以儿童的心看待世间万象，把成人从社会习俗、功利道德的束缚中恢复出来，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直接趋向诗性生存。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也曾指出，青春可能与成熟无关，他建议青年诗人写作不要一下子追求深刻或“成熟”，要“天真”要“纯粹”，其实也是建议诗人要葆有童心。韦廷信在诗歌中构建一个海洋的童话世界：岛屿就是一所“房子”，“住着浅海和沙滩”，海中万物与诗人一样，都是这里的住民，有独来独往又铁面无私的“包公鱼”，有“在深海游弋的喷火鱼”，还有“周六晚上来敲门的水母”，甚至也包括“跟我一样来自陆上以逃离名义出来的大嘴猴”，它们与“岛主”——诗人“我”，一起在半岛书屋里“谈人生，谈理想，谈星空”，当诗人离开故乡时，甚至会以“远在他乡而又时刻牵挂着你们的岛主”的名义给海中万物写信。这些充满童趣想象力的诗歌在令人哑然失笑的同时，又生出无比的温情。

现代汉诗中海洋形象嬗变伴随着海上国门的被迫打开而启动。五四之后，西方现代诗挟带的陌生海洋气息，重构国人对海洋形象的崭新视角。在西式海洋想象的影响下，以郭沫若、徐志摩、艾青为代表的诗人开启了现代想象之旅，并赋予大海以“美好”“自由”“新生”等丰富内涵。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的兴起引领了“大海”写作热潮，诗人们融合了西式文学和古典文学有关“大海”的文化想象，塑造诗歌中的“大海”神话。韩东的《你见过大海》一诗以亲眼所见的“大海”瓦解了前者所赋予海洋想象的虚幻性，使海洋写作呈现出多维度的风貌。福建、浙江、上海、山东等沿海地区的诗人们，他们的目光逐渐从传统的农耕文化转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海域，以日常经验接通对世界的深层认知，在海洋诗的写作中实现个体经验的融会贯通。但是，必须看到日常生活也有其刻板与重复的一面，会拘囿个体的心灵世界，从而使公共经验遮蔽发现之眼。诗人的职责之一在于引领读者于平凡中见新奇，在渺小处见伟大，正如朱光潜所说：“所谓‘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而把它描绘出来。”在韦廷信的眼中，故乡这片海中的万物不仅皆有性灵，而且是亲人，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地方。这种与居住地之间的深度链接成为诗歌中审美发现的催化剂，也使他笔下的海洋形象具备了独特性。

故乡这片海域上的各种共同属性不仅为诗人提供了活动场景，也为活动在此之上的万物提供内在的联系与认同。当诗人以地方体验和童话视角抵达海洋时，海洋生物唤醒的不是文化概念，更是亲切而深情的血肉感受：“我们都以这片海为生/在滩涂上摸爬滚打/亲如兄弟”（《我偏是那个讨小海的人》），这种地方认同感使诗人对海洋微小生命的生之喜悦、死之悲痛有了同理心，“那些被渔民捞走的小鱼小虾常使我内心煎熬”，因此写下了《求情》；诗人觉得那些“虾兵蟹将”是“割肉以喂民”时，他质疑“我们，有着自己的骄傲/每一朵浪花也有其追求/谁能说得清谁的命更为高贵或卑微”。海中万物的尊严，沿着诗人明亮、童趣的想象力抵达了对世界、对生存的哲学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祖国的霞浦》这首诗叙述视角的转换，通过场景切换实现主体的变化，以诗歌内在情感的丰富抵达一种认同的建构。诗歌开头提到大黄鱼、石斑鱼、龙头鱼、弹涂鱼这群“精灵”是地方性的，是葛洪山的一口仙气养活的，随即，场景切换成“从高速口下来，进入山河路”，这群精灵成为嬉闹归来的“游子”，“我们被夹道欢迎，不论是官宦人家还是寻常百姓/只要在心里轻轻地叫唤一声：祖国的霞浦/好像就有一种力量让你清晰地感受到/你与这座城市正一起被谁疼爱着”，诗歌中叙述主体身份进行三次转换，从“他们”扩容为“我们”再到“与这座城市一起”，视角的变化实现抒情主体的扩容，从而使山、海、人、地方、国家在层层认同的递进中构建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内核。

作为在海边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海洋的日常性早已融入诗人的血肉，韦廷信的海洋想象中并没有沿袭西式海洋想象中的心理定式，也不循导前几代诗人传下来的有关大海想象的固定模式，换言之，是“看其所亲见”的日常体验，而非“见其所欲看”的书斋想象，它沿着诗人的童心视角转化成人世界中的熟常经验，获取新鲜、有趣的陌生化效果，并以此抵达对地方、对国家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