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漳州大月港作为大航海时代东方重要的国际商港，不仅是明代中后期中国唯一合法的直接出海贸易港口，也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明初的海禁政策影响了正常的福建沿海海洋贸易，走私贸易兴起，也间接地推动了大月港的兴起。大月港的兴起，使得月港周围产业结构的变化，逐渐影响到明朝廷部分解禁海禁政策，设立海澄县，允许开“洋市”。这也催生了新的海关制度。月港贸易飞跃发展，推动了白银流入与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促进了闽南商人群体的形成与海外移民群体的壮大，推动了台湾的初步开发与厦门港的崛起，并在科技、文化、思想等领域促进了中西交流。同时，大月港形塑了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海洋人文精神，强化了月港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对当代海丝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闽漳州大月港；海洋贸易与海商；中西文化交流；阳明学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港口作为连接内陆与海洋的重要枢纽，不仅承担着货物流通的功能，更见证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漳州大月港，作为大航海时代世界经济首次全球化浪潮中的关键国际商港[1]，素有 “闽南大都会”与“天子南库”的美誉。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作为明朝中后期中国唯一合法的直接出海贸易港口，以及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与核心节点，大月港直接参与太平洋两岸经贸交流，成为当时全球贸易中心与交通中心。它推动中国融入大航海时代，引领中国参与首次全球化浪潮，催生大批商人群体，促进海外移民，加速海内外商品流通与科技文化交流，充分彰显闽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在月港兴盛之际，漳州海商凭借地理优势、开拓精神，开展跨洋贸易，开台湾、下南洋、走东洋，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文化循环。

溯古观今，本文从多维度梳理大月港的兴起与发展，深入解析其历史地位、经济贡献、文化影响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旨在揭示大航海时代月港的独特价值，为传承月港精神的当代意义、探索海丝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提供新思路。

一、月港的兴起与发展

月港，又称“月泉港”，地处九龙江下游三角洲出海口，位于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海澄镇。此处江面开阔，港道“外通海潮，内接淡水”，月溪环绕，“其形如月”，因而得名。[2]大月港港区范围广阔，涵盖汕头港、南澳港、诏安梅林港、漳浦旧镇港、海澄月港、厦门港、龙溪浦头港、晋江安平港等，其中海澄月港为核心区域，包含海澄、石码、浯屿岛、海沧等多个重要港口，仅海澄港核心区就曾设有数十个大小码头，完善的港口设施为月港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月港兴起于明景泰年间（1450~1456），彼时民间海洋贸易商船开始频繁往来。成弘之际（1465~1505），月港民间造船技术进步，出现违式海舶，私自出海贸易现象渐增。明代自朱元璋时期推行海禁政策，东南沿海主要走私贸易港口虽贸易活跃，但多为违禁形式。漳州商民不断建造大船“载货通番”“公然放船出洋，各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3]与海外“私舶”进行贸易，形成内外勾结的走私网络。面对明政府的严厉镇压，月港海商组建十几个海上武装集团，以武装走私突破“海禁”限制。

嘉靖三十年（1551），朝廷在月港设靖海馆，并置通判掌管靖海馆事务；嘉靖四十五年（1566），从龙溪、漳浦二县析地设立海澄县。隆庆元年（1567），明朝正式放宽部分“海禁”政策，在月港开设“洋市”。海澄县的设立与海禁的部分解除，标志着月港从违禁走私贸易港口转变为合法民间私商海外贸易商港。[4]自此，月港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海洋贸易蓬勃发展，成为早起全球化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阳明学对闽南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深远，为月港 “隆庆开关”提供重要助力。史料记载，王阳明亲传弟子聂豹在巡按福建期间，秉持阳明学理念，使得王阳明所提倡的思想解放、四民同道、阜财兴物的阳明心学得到进一步宣扬，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推动工商业发展，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月港通商海域属于镇海卫所管控的范围，那里的官员、民众无不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更加坚定漳州渔民向海从商、谋生发展的信心与勇气。聂豹践行阳明学，其弟子徐阶在嘉靖后期至隆庆初年担任内阁首辅，成为“月港开关”的重要支持者。

隆庆、万历时期，月港贸易步入全盛阶段。当时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海洋氛围浓厚，民间海洋意识增强，海洋社会日趋成熟，海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富商自贾，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商船远航东西二洋各国开展贸易。以“东洋”菲律宾群岛为例，月港海商“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杂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5]

大月港迅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朝鲜等4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直接贸易往来，并以菲律宾吕宋港为中介，实现与欧美各国的贸易连接。彼时月港“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其繁荣不仅带动漳州、闽南及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还推动明代朝贡贸易向市舶系统商业化管理变革，为中国融入早期世界贸易体系奠定制度与思想基础。

二、大月港的经济贡献与历史地位

作为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核心枢纽，漳州大月港凭借优越港址条件与 “隆庆开关” 后的政策支撑，在明代海外交通史与全球国际贸易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它不仅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直接出海贸易港口，更以连接东西洋、辐射47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网络，成为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这份独特的历史地位，让大月港超越了普通港口的功能范畴，成为推动闽南及福建全域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其积极影响渗透到区域发展的多个维度。

在空间开发与产业活力层面，大月港的繁荣如同一股强劲的推动力，带动周边乡村向商贸集镇转型：海澄县因港而兴，从原本的偏远县域蜕变为“市镇繁华甲一方”的商贸中心；漳州府所属的龙溪、漳浦等县，也依托港口辐射形成了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基地。大量人口被航运、物流、贸易等行业的机遇吸引，从传统农耕转向海洋相关产业——既有驾船远航的水手、装卸货物的脚夫，也有从事商品包装、报关代理的从业者，形成了完整的海洋经济产业链。

在商品流通与产业升级维度，大月港更是成为闽南乃至东南地区大宗商品的“出海门户”与“集散中枢”：漳州的瓷器从德化窑、平和窑运抵港口，经商船销往东南亚与欧洲；闽北的茶叶、江南的丝绸、闽南的蔗糖与果品，在此汇聚后通过18条固定航线输往海外。这种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不仅激活了上游生产端——促使农户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工坊改进生产技艺，更推动下游市场体系完善，催生了专业的商贸市集与金融机构，让闽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从零散化走向规模化，为区域经济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的重要起始港，[7]大月港吸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推动明代银本位制建立，铸就“白银帝国”的辉煌，这是其经济贡献的突出亮点。明代右佥都御史周起元曾赞誉月港为“天子南库”。据学者统计，1567~1644年间，流入明朝的白银约3.3亿两，占当时全球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白银总量的一半以上，不仅确立中国银本位制，还促使白银逐渐成为世界流通货币。[8]

在制度创新方面，大月港推行的督饷制度等关税创新举措，为中国近代海关税制形成奠定基础，既提高税收效率，又促进贸易规范化、法制化。从贸易网络来看，大月港拥有18条海上贸易航线，覆盖47个国家和地区，贸易网络纵贯西太平洋、横跨太平洋、大西洋，真正将中国推向大航海时代，引领中国参与首次全球化浪潮。

三、大月港激发创造力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大月港引入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改变中国食物结构，为明清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提供重要支撑。同时，月港孕育众多海商集团，涌现出许朝光（许西池）、谢策（谢老）、洪迪珍（洪泽珍）、严山老、张琏、萧雪峰、林国显、吴平、林道乾、曾一本、林凤、郑芝龙等杰出人物。其中，洪迪珍以浯屿为基地开展贸易活动，李旦、许心素、郑芝龙等闽南海商不仅推动海上贸易发展，还促成民间海上武装兴起。

在文化与科技交流领域，大月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科技交流的重要桥梁，既推动中国科技文化外传，也促进西方科学技术输入。天文学、数学等领域的交流，开启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9]，加速中西文化交融。明代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后，向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历法）、数学（欧几里得几何）、机械工程学（西洋火器制造技术）、地理学（世界地图）知识及人文主义思想；明朝末年的重要科学家和政治家徐光启，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知识，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等重要科学著作，对当时中国科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月港的发展还为月港乡贤张燮（1573~1640）构建“中国海学”创造条件。张燮为明代漳州府龙溪县（今漳州龙海）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霏云居集》（54卷）、《霏云居续集》（66卷）、《群玉楼集》（84卷）、《东西洋考》（12卷）等200多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他撰写的《东西洋考》成为中国“海学”初步形成的首部著作。这部著作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当代性、地域性特征。张燮在《东西洋考•凡例》中指出：“国初之事，掌故粗备，而嘉隆以后尤略。每见近代作者叙次外夷，近共无可缕指，辄用“此后朝贡不绝’一语唐塞……余每恨之。”他直言对近代作者叙次外夷“辄用‘此后朝贡不绝’一语唐塞”的不满。月港的开发为“海洋”学科创建提供可能，府、县两级官员聘请博闻强识的张燮主持编纂，设立采访局并提供便利，保障《东西洋考》顺利完成与“中国海学”的创立。

作为重要商贸港口，大月港推动大量移民出海。漳州、泉州移民助力菲律宾马尼拉城市发展，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移民马尼拉的漳州及周边地区人口达数万人。华侨华人先辈不仅将闽南方言带到海外，还促进居住国闽南人社区形成与发展，使妈祖信仰、城隍文化等闽南民间信仰及民俗风情、民间艺术在海外传承、演变与发展。[10]

此外，月港形成的成熟对外贸易机制，为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提供借鉴。闽南商人在广州十三行中持续探索新贸易机会与商业模式，创造力进一步发挥与传承，推动广州十三行繁荣发展。清代广州四大首富中，多位祖籍闽南，如“世界首富”、广州十三行行首潘振承（1714~1788，祖籍漳州龙溪），伍秉鉴（祖籍泉州南安），东裕行创办者谢嘉梧（祖籍漳州诏安），以及义成行行主叶上林（1746~1812，福建诏安人，位列羊城四大首富第四）等。

四、大月港促进了台湾岛的初步开发

大月港对台湾岛初步开发起到关键推动作用，进一步强化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文化联系，颜思齐、郑成功、陈永华等人物在台湾开发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颜思齐（1589~1625），字振泉，明末海澄县人。早年经营中日海上贸易，结识一批在日本从事海外开拓的闽南人，与郑芝龙结为兄弟。天启元年（1621），二人曾谋划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在日本建立政权并接受明朝册封，计划泄露后被迫逃离日本，最终前往台湾开拓基业。在台湾，颜思齐与郑芝龙招募移民，分发银两、耕牛与农具，开启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他们引入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与工具，推动台湾农业发展；同时开展海上贸易，挑选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利用13艘大船与大陆开展贸易，解决移民生产生活物资需求，还组织海上捕鱼与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

在文化传播方面，颜思齐、郑芝龙带领的闽南垦民将家乡的语言、岁时风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带到台湾，使其广泛传播发展，成为当今台湾主流文化的重要源头。颜思齐被誉为“开台王”，在台湾民众心中地位崇高，他的开发活动为台湾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也为后来郑成功驱荷复台、持续开发台湾创造有利条件，其事迹被载入史册，成为台湾开发史的重要篇章。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率军横渡台湾海峡，击败荷兰殖民者，次年成功收复台湾，建立明郑政权，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充分利用台湾的国际贸易优势，[11]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将台湾出产的鹿皮、蔗糖等商品运往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换回所需物资。这既解决台湾军政开支，又促进当地经济繁荣，为台湾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大月港为厦门港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后期，受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明末清初清军与郑成功部队在海澄地区的军事斗争、西方殖民主义“海盗”劫掠与商业垄断，以及清廷迁界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月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厦门设立海关（时称“闽海关厦门口”），月港的外贸地位逐步被厦门取代。

厦门港的崛起深受大月港影响，成为闽南海洋贸易传统的重要传承者。厦门港最初承担防范倭寇的军港功能，“五口通商”后迅速崛起。据明万历年间《漳州府志》记载，月港周边有月港、卢沈港、普贤港、海沧港、东头港、员当港、鸿江港等众多港口，其中海沧港、员当港、鸿江港现属厦门港，可见当时厦门港已是月港外港。17世纪初，受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与明朝统治腐败影响，月港海外贸易严重受损并逐渐衰落，而厦门港凭借港阔水深的优势，逐步取代月港成为通商口岸，快速崛起为国际贸易商港。[12]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沿海，自宋元时期起便孕育了深厚的海洋贸易传统：泉州港曾是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巨港，无数商船从这里出发，载着丝绸、瓷器驶向东南亚乃至欧洲，这种与海洋共生、以贸易兴业的基因，深深融入闽南人的生产生活。到了明代，月港接过海洋贸易的接力棒，成为闽南海洋贸易的重要代表。隆庆开关后，月港以合法贸易港的身份，连接起中国与47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路，不仅让漳州的蔗糖、茶叶远销海外，更吸引番商带着香料、白银前来交易，直接推动闽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还促成妈祖等民间信仰、闽南语与海外文化的交融互鉴，让闽南文化在开放交流中更具包容性。这份珍贵的海洋贸易传统，并未随月港的衰落而中断，反而在厦门港的崛起中得到了更好的延续与发展。作为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厦门港自清代起逐步取代月港的外贸地位，始终以传承海洋贸易传统为根基：它延续月港“通海兴商”的理念，持续拓展海外航线，成为清代东南沿海重要的通商口岸。更重要的是，厦门港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为适应远航海况，当地工匠创制出同安梭船，这种船只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能抵御外海风浪，极大提升了闽南商船的航海能力；同时，厦门港还推动闽南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深度融合，既保留了海洋贸易带来的开放视野，又结合闽南农耕文明的务实特质，让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六、大月港形塑的海洋人文精神推动了闽南文化的创新与传承发展

作为明朝中期海上贸易重要枢纽，大月港吸引无数闽南人投身海洋贸易。正是在与海洋的博弈、与商海的周旋中，闽南人逐渐淬炼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特质：面对风浪时，他们凭借精湛航海技术与坚韧意志化险为夷；遭遇贸易困境时，他们灵活调整航线、创新商业模式打开新局面。这种精神并非局限于港口一隅，而是随着闽南人的迁徙与交流，在漳州、泉州、厦门乃至海外闽南社群中广泛传承，最终凝聚成“爱拼才会赢”的闽南文化精神内核，成为刻在闽南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在这一精神的浸润与激励下，闽南地区人才辈出，涌现出诸多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明代思想解放先锋李贽，以“异端”之姿批判封建礼教、倡导个性自由，其思想突破传统桎梏，成为晚明思想启蒙的重要力量；民族英雄黄道周，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守气节、以身殉道，彰显儒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还有驱荷复台的郑成功，率领军民横渡海峡、收复宝岛，既捍卫了国家主权，也将闽南的农耕技术、民俗文化带到台湾，推动两岸文化交融。这些先贤的精神与文化，历经数百年传承而不褪色，如今仍深刻影响着闽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文化认同，成为闽南人引以为傲的宝贵文化遗产。

李贽（1527~1602），福建泉州人，明代思想家、文学家，阳明学泰州学派宗师，其生活时期正是月港繁荣阶段。他的思想既发展阳明学，也反映家乡闽南大月港的经济社会生活。受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影响，李贽以“异端”自居，严厉批判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与贪官污吏等现象，[13]其思想言论在当时引发巨大震动与争议，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他著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等作品，其思想主张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对社会进步、思想解放及后世学术研究、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贽高度重视商人与商业的历史作用，站在商人立场为其辩护，反对“重农抑商”传统观念，认为商人通过辛勤劳动获利，社会地位应与士人平等。他在《又与焦弱侯》等文章中，生动描绘商人经商的艰辛与风险，表达对商人的同情与尊重。这种思想在当时极为难得，为提升商人社会地位提供有力支持。同时，李贽极力倡导个性解放与自由，虽在当时引发争议，却为闽南海商提供精神动力，激励他们勇于尝试新贸易路线与商品种类，更自信地开展海上贸易，推动闽南海洋贸易发展。

大月港还推动众多乡绅为海上贸易贡献力量。如海澄人谢彬、同安人林希元，既是明代官吏，也是大月港乡绅，积极为“隆庆开关” 发声，大力支持海上贸易。晚明漳州士大夫阶层海洋经济意识突出，代表性人物包括：诏安梅岭人吴朴（约 1500~1570），著有中国首部记载国内及海外东西洋航运的针经《渡海方程》，并在《龙飞纪略》中借“臣按”表达对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的见解；诏安县人沈鈇（1550~1604），进士出身，在天启年间荷兰占领台湾引发明朝再次海禁时，建言允许商人“往贩东西二洋”；龙溪县人郑怀魁（1563~1612），进士出身，约1606年著《海赋》一文，盛赞月港开港后的海外贸易盛况；海澄县人周起元（1571~1626），进士出身，在《东西洋考•序》中极力肯定隆庆年间部分解除海禁的举措；[14]海澄县人张燮（1574~1640），举人出身，撰写《东西洋考》这部重要的海外交通史著作。

此外，大月港还涌现出众多其他领域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或投身海洋贸易，或致力于文化教育，或参与社会变革与革命斗争，为闽南地区及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七、大月港续写海丝文化新篇章

漳州大月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中地位关键，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辉煌历史为漳州孕育丰富多元的文化瑰宝，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漳州的文化遗迹、海贸珍品，以及杰出海商、航海家与传世著作，不仅留下兼具历史深度、艺术魅力与科学价值的实体文化遗产，还作为传统技艺与民俗风情的载体，传承漳州海商“爱拼才会赢”的精神遗产。

如今漫步月港古镇，虽不复当年海舶鳞集、商贾云集的繁华，但现存文化遗址仍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月港迎来新发展机遇。尽管不再拥有往日荣耀，但其在中国外贸史的重要地位与文化价值不容忽视，随着旅游开发深化与文化传承推进，大月港有望在未来焕发新活力。

漳州人的海洋意识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并发展，从宋元海上贸易到明代月港崛起，再到新时代依港立市，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相连。圣杯屿元代沉船是漳州海域重要水下文化遗产，装载大量元代龙泉青瓷、陶罐等文物，为研究元代航海史、造船史与船上生活史提供珍贵实物资料。漳州市博物馆海丝厅全面展示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考古成果，并通过VR水下考古体验游戏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下考古魅力。

漳州大月港上承宋元泉州“海丝”文化，下启清代中后期厦门“海丝”文化，是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港，在“海丝”文化时空链条中不可或缺。2012年，漳州与其他8个“海丝”申遗城市一同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4年，“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在漳州举办，大月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既见证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也续写海丝文化新篇章。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月港的精神与文化将继续激励人们探索未知、追求梦想。作为大航海时代重要中心大港，大月港是漳州乃至闽南地区的骄傲与象征，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其历史地位、经济贡献、文化影响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估量。这颗镶嵌在闽南大地的璀璨明珠，不仅带动漳州本地繁荣，更辐射至整个闽南地区、江南地区乃至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成为当时无可替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大月港不仅为漳州及闽南地区带来深远影响，也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港口发展提供宝贵经验，为探讨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机制、指导当代港口建设与国际贸易发展提供启示，同时为保护传承大月港文化遗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文化遗产作为珍贵且不可复制的资源，是人类社会、环境经济与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们应倍加珍视这份遗产，确保漳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永续流传。当前，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实施，漳州这座曾在“海上丝绸之路”书写辉煌的城市，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需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向未来开拓前行，在守护传承文化血脉中续写漳州 “海上丝绸之路” 的崭新篇章。

总而言之，大月港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区域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也催生了开放包容、敢闯敢拼的海洋文化气质。这种以商促变、以海拓新的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闽南地区的社会风貌与价值取向。通过海上贸易网络，东西方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互鉴，推动了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大月港的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带来活力，交流促进发展，其兴衰轨迹为当代深化“海丝”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范本。

注释：

[1]林仁川：《血拼的海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序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1页。

[2]罗青霄：《（万历癸酉）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舆地志•山川》，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影印万历元年重刊本，第632页。

[3]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朱中丞甓余集•阅视海防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57页。

[4]郑云：《明代月港贸易繁荣促进航海技术发展》，收入《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青年学者联盟论坛论文集》，2016年。

[5]林仁川：《明代漳州月港与新海上丝绸之路》，收入《世遗土楼海丝文化高峰论坛暨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 2020年

学术年会论文集》，2020年。

[6] 陈榕三：《明代海商集团与漳州月港兴衰》，《现代台湾研究》2002年第2期。

[7]刘益清：《以海为襟 海纳百川》，《福建日报》2023年5月19日。

[8]赵锦飞，杜正蓝，萧镇平：《月港，大航海时代的丝路传奇》，《福建日报》2023年5月19日。

[9]施晨露：《〈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首发，全面展现利玛窦来华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解放日报》2017年11月8日。

[10]连心豪：《清初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丝绸之路》2013年第4期。

[11]陈梧桐：《论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英雄业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12]徐晓望：《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13]李甜：《明代荀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14]涂志伟：《明代厦门湾、月港的海上贸易》，收入《人与海洋——厦门海洋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

作者简介：

林晓峰，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福建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原副主任、闽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文二霞，漳州闽南书院院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