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25名援黔女生同老师一起合影。（资料图片）

　　一张拍摄于1955年8月4日的黑白照片，为原莆田卫生学校助产科25名毕业女生赴贵州工作前的留影。镜头中，她们并肩而立，青涩的脸上充满憧憬。

　　时隔70年，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将启之际，记者带着这张泛黄的老照片，循着1年多来千方百计搜集的零星线索，从沿海城市莆田出发，搭乘高铁西行贵州。如今不到9小时的车程，而当年她们颠簸了整整7天。

　　千里援黔，在那遥远的地方，25名那时风华正茂的女生，在长达70年的时光里，她们的人生际遇如何？与她们同时代的同龄人有怎样的不同？经历哪些不为人知、不同寻常的往事？记者沿着她们“一五”时期的黔山足迹，进行深入探访。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民族文化宫广场。90岁的赵平香不顾严寒，久久伫立，翘首以盼。

　　“赵平香，你认得我姚梅妹吗？”听到这一声呼唤，赵平香情绪激动，只见昔日同窗苏清玉、姚梅妹互相搀扶，从远处走来。

　　“我的同学！”3位久别的老人，几乎同时认出彼此，3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老同学离别多年相聚，激动不已。

　　这是从原莆田卫生学校毕业后，她们3人的首次相聚。一晃70年，青丝变白发……

　　当时就读的学校，多年前被划入现在的莆田学院，已鲜为人知，可在她们心里却是永远的母校。同窗情深，看到记者带来的那张“毕业照”时，她们细细抚摸着、端详着，泪水涌出了眼眶。

看着旧照片，3人共同追忆激情燃烧的援黔岁月。

　　“1955年，我们毕业。”

　　往事历历在目，往事并不如烟。当时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发动青年为祖国作贡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赵平香依然记得班主任陈玉环介绍贵州情况，阐述支援民族地区重大意义的情景。

　　1955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及卫生事业被列入其中。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分布广。当时，贵州疟疾等疾病多发，医疗资源极为匮乏。据史料记载，1955年1月至10月，贵州省疟疾病例达36.8万例。

　　“老师动员我们：‘贵州又穷又缺医少药，饭都吃不饱，你们愿意去吗？’大家纷纷举手，齐声说：‘我去！我去！缺医少药，正需要我们啊！’”赵平香噙着泪、颤着声告诉记者，“我第一个报名！”

　　“我母亲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她瞒着外祖父和外祖母，报名到贵州。外祖母身体不好，有哮喘病，多么需要她学医的女儿在身边，然而我母亲义无反顾。”赵平香的女儿邱玲动情地说，“母亲没能在老人身边尽孝，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回忆往事，赵平香掩面而泣。

　　今年正值原莆田卫生学校女生援黔70周年，在记者等人协助下，赵平香的3个女儿多方寻找，了解到25名女生的下落，其中多数人已经去世，仅在贵州联系上2人。3位耄耋老人聚在一起，看着老照片，追忆激情燃烧的援黔岁月，数度哽咽落泪……

　　莆田学院档案室里，存有一份原莆田卫生学校赴贵州工作的毕业生名册，记录了25名援黔女生的名字：赵平香、苏清玉、邱今娃、姚梅妹、吴慧聪、郑凤娥、庄萍珠……她们中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17岁。

　　这批学生1953年入学。她们在一年级完成基础医学教育后，二年级起进入医院各个科室轮岗实习，实践时间4个多月。

　　毕业时，25名女生作出人生抉择——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贵州民族地区。母校用专车送她们到福州火车站，乘火车前往贵州。她们参加培训，先熟悉党的民族政策、各少数民族风俗，再学习防治麻疹、百日咳、疟疾等传染病的业务知识。

　　25名女生中，年龄最大的邱今娃被分配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后调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在此工作直至退休，已去世10多年。

　　年龄最小的就是苏清玉。她刚到贵州时，白天出诊，晚上宣传卫生常识。有一次过河，她踩到石头上的青苔，滑倒了，磕断门牙。花季少女正是爱美的年纪，但当地医疗条件差，她缺了的门牙，直到多年后回乡探亲时才补上。

当时年龄最小的苏清玉，如今也已白发苍苍。

　　“1960年，父亲想念我，发来加急电报谎称病重，要我回去。我急忙请假返乡探望。父亲不忍心让我再到贵州，便藏起我的行李。我和父亲磨了3个月，最终父亲才放我走。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到底，我不能当逃兵。”苏清玉潸然泪下，“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1967年，苏清玉父亲去世，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一直到现在，她都无法释怀。

　　这批女生多才多艺，吴慧聪担任校篮球队长，陈淑女擅长骑单车。个子最高的姚梅妹堪称“全能选手”，在篮球、标枪、排球、赛跑等体育项目中均有出色表现。

　　“许是看中我们篮球队女孩擅运动能吃苦，我和施素琴、方慰英被选派去条件更为艰苦的榕江县。”姚梅妹莆田乡音已改，讲得一口地道贵州话，但她记得老家在“莆田濠浦”。她报名援黔时，才18岁。她的叔叔是卫校教务主任，明知贵州很艰苦，却没有劝她留在家乡。她回忆，“我们这些多是海边长大的少女，第一次翻山越岭，鞋底磨破了，脚底出现血泡，一个个都哭了。沿途荒无人烟，大家沿着山脊的电线杆从都匀县走到三都县”。

　　个头最小的叶恬静如今居住在香港，得知3个援黔的同学在凯里聚会，特地打来视频电话。回想当年步行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请来带路的农民，边走边敲打铜锣吓跑沿途野兽的情景，她感慨异常：“真不知自己是怎么坚持过来的。”黎平县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偏远的县区，采访中，记者从凯里市区驱车前往，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在过去，援黔女生得步行1个星期。

　　25名女生到达贵州后，跋山涉水，克服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困难，为产妇接生，抗疫情、破迷信，救死扶伤，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人。

　　郑凤娥被分配到从江县，从助产士成长为全科医生，2018年去世。她的儿子凌小波替母亲参加这次在凯里的同学聚会。

　　凌小波带来一份郑凤娥生前手写的记录本和一本从火海中抢出来的相册。凝视着相册大红封面上“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字样，他说，有一次县医院失火，母亲毫不犹豫冲出家门救火，而自己在医院内的家却几乎被烧光，只来得及搬出一张写字台。这本相册就在写字台抽屉里，保留下援黔女生互赠的相片，以及母亲和卫校同学在贵州时的合影。

　　郑凤娥记录了1956年1月底，她和同学陈淑女、刘金珠、张美妙在一起的情景。她写道：“先后乘坐马车、木船来到从江县。4人在医院食堂抱在一起哭着、唱着，度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五后，4人被分配到各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贵州很多地方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看病、出诊都异常艰难。

　　在凌小波的印象里，只要病人有需求，母亲总是随叫随到。她的付出，换来各民族同胞的信任。郑凤娥去世时，有一对年逾七旬的侗族夫妻带着5个儿子，特地从200多公里外的从江县赶到凯里送别。

　　“我为她感到骄傲。”打开记事本和相册，说着过去，这位身高超过1.8米的汉子，泪水滑落，泣不成声。

　　“我们家在莆田长寿社区，有7个兄弟姐妹，姐姐是长女。在卫校就读期间，她便常帮母亲卖菜、分担家务。到贵州工作后，她省吃俭用，每月寄回5元钱孝敬父母。”郑凤娥的弟弟郑鸿炜在莆田，与记者通话时说，1979年，他到贵州工作，和姐姐最为亲近。姐姐在贵州救死扶伤，正是当年所有援黔医护人员奉献精神的缩影。

　　苏清玉的儿子徐晓军，是贵州省书协副主席、遵义市书协主席。他书写了“山海相连”4个大字，表达对母亲和那一辈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由衷敬意。

莆田学院档案室工作人员查找到援黔女生的个人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