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在阳下小学读书期间，余长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此后转入城内五屏小学、明义中学求学，余长钺逐渐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并加入共青团组织。在明义中学求学期间，他经常在晚上外出活动，多次用大蜡笔或柏油在吴厝巷、楼锦霞等处墙上书写“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

1932年夏，何希銮等知识青年在福清县城组织“读书会”，14岁的余长钺是该会的骨干。同年秋，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任该盟的福清组织负责人。在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兼共青团福清县委书记。

翌年，明义中学进步学生陈宏禄等3人因要求纪念“济南惨案”遭校方开除，余长钺与施修贤、高名馨等人发动全校罢课抗议。后来，因在革命读物上题写诗歌，他一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余长钺才获释。他在新政权中工作，任福清特派员。

1934年1月，十九路军撤出福州路过福清时，蔡廷锴将军曾在明伦堂召开民众大会，余长钺也上台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演讲毕，蔡将军拍拍他的肩膀说：“好样的！”那时余长钺才15周岁。

1934年春，余长钺与何文成、陈炳奎、陈金来等一起，组织了南西亭暴动。这次暴动焚烧了塔石、观之、山兜等村地主的田契、债券，破仓分粮100多担，还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打击了南西亭一带的封建势力，震动了福清。暴动后，当局派出军警，四处追捕参加暴动的人员。余长钺这时患了重病，经常吐血，身体非常虚弱，便隐蔽在马山村其舅父家里养病，后又转移到长乐。半年后，身体稍好，他又出来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初，为筹集革命经费，余长钺便于和父亲一起乘轮船前往印尼。在印尼的几个月间，他不但不肯帮哥哥做生意，还常把店中商品贱卖或白送给衣衫褴褛的顾客，使父兄头疼不已。后来，他对父亲说要回国读书，父亲便拿出一笔相当于600元大洋的款项，让他直接回上海，就读于中国医学院。

工作中，余长钺认识了来自广东汕头市的进步青年李平及李平的堂姐李若兰。

1936年，刚刚过了19岁生日的李若兰，因为不满包办婚姻，带着家里给她作为嫁妆的一盒27件金首饰来到上海。

他们一起组织“上海学生救亡剧团”，上街开展抗日宣传演出，举行纪念日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请愿活动。经费很快就花光了，李若兰便一次次地卖掉首饰，余长钺也不断地找借口向家里要钱。

最后，他和李若兰拍了一张合影寄给家里，以假结婚的名义“骗”到了一笔革命经费。

事变失败后，他们只好转赴香港，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关系。同年11月，余长钺带着南委的指示回到闽中，任闽中特委委员，参与闽中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

1937年2月16日，余长钺在赴莆田梧塘村参加特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与王于洁、黄孝敏等同志一起被捕，被解送福州。

在狱中，余长钺表现得无比坚强。叛徒魏耿前来劝降时，还未开口就被他痛打。有人进监狱劝他“自新”，他严词拒绝。他常在牢房里高唱《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反动狱警对他无可奈何。

电影公映前几天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决赛

在福清阳下漈阳书院举行

10名少先队员围绕中共福清县委成立旧址纪念馆内容进行讲解，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余长钺、陈炳奎等革命先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