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第二中学的红砖拱廊间,至今回荡着一段荡气回肠的往事。
这座坐落于鼓浪屿安海路14号的学府,前身是英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英华书院,后更名为英华中学。典型的殖民地外廊式风格建筑下,却孕育着赤诚的革命火种。
而在厦门市博物馆珍藏的一张合影中,我们窥见了另一段历史——一群青年并肩而立,眉宇间尚带青涩,眼神却如淬火的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影响最大的厦门抗日民众组织之一“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下文简称“厦青团”),在英华中学诞生。
当阳光斜照在斑驳的砖墙上,恍惚间似能看见他们从历史的照片中走出,带我们重温那些诞生于危难中的故事。
危难中诞生 从教会学堂到抗日堡垒
厦门市博物馆的库房里,珍藏着一枚民国时期的合金帽徽。这枚帽徽长5.5厘米、宽3.7厘米,历经岁月侵蚀,表面已布满锈蚀,边缘残断,不复当年完整模样。它并非一件普通的旧物,而是厦门英华中学曾使用的徽章。
距离6公里外的厦门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也珍藏着三件瓷器——林松龄烈士使用过的德化手工业示范厂赠林松龄杯、林松龄烈士赠妹妹酒杯及永春毓斌中学赠林松龄烈士花瓶。

◆林松龄,台湾人,幼时随父定居厦门,1934年考入厦大,参与筹建厦青团。
前者所属的学校英华中学是厦青团的诞生地,后者是厦青团领导人使用过的瓷器,二者都封存着一段与厦青团相关的峥嵘往事。

▲厦青团成立地点——英华中学。
时光回溯到88年前。1937年,卢沟桥畔的枪响划破长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中华大地,全面侵华战争的硝烟弥漫全国。
面对日本侵略者不断以战机、军舰袭扰厦门的情形,1938年5月10日,在日军即将进入厦门市区前夕,中共厦门工委引领一群热血青年踏上了集结之路: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所属的宣传工作团、慰劳工作团,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厦门诗歌会和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的骨干和部分团员,有组织地撤到鼓浪屿,与鼓浪屿青年抗敌服务团骨干会合。他们聚集在英华中学大礼堂,决定联合成立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英华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就此成为厦青团诞生的摇篮,为厦门革命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厦青团便以这方校园为掩护,开启了抗日救亡宣传的征程。”厦门市博物馆讲解员陈爱玲说。

▲厦青团合影。
铁血的征程 从厦门转战闽南沿海一带
“发动群众,武装保卫闽南”——厦青团铿锵有力的口号,如战鼓般擂响了从厦门转战闽南的征途。
1938年5月11日凌晨,厦青团撤离厦门,团员们分批由英雄山搭船渡海。敌机的轰鸣声刺破天际,扫射的子弹在水面溅起水花,团员们顶着危险陆续抵达嵩屿,随后步行前往海沧。“当晚,他们在当时的海沧小学礼堂召开团员大会,选出施青龙、谢怀丹、林松龄、洪学礼、许展新等15人组成干事会。”陈爱玲说。

抗战记忆讲述人 厦门市博物馆讲解员 陈爱玲
全团刚好108人,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大家戏称厦青团是“梁山泊108将”,他们大多数是厦门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有海员、店员、工人、职员、学徒、中小学生、报刊编辑记者以及文艺界人士等。其中还有台湾同胞的身影,作为厦青团领导人之一的林松龄,祖籍台湾省嘉义县,自幼随父母定居厦门,当时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学生。“林松龄的父亲就是一位爱国台胞,因反对日寇侵占台湾,抵制日货,被迫到厦门行医。在父亲影响下,他从小抱有救国大志,在厦门旭瀛书院附小、厦门同文中学学习时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厦门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褒扬宣教科科长李凌介绍,厦青团成立大会上,经费全靠团员捐资,林松龄也把离家时父亲给他的200多块银元全部捐献出来。

抗战记忆讲述人 厦门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褒扬宣教科科长 李凌
身后的厦门已沦陷,前方的路,是唯一的生路,也是必须扛起的使命。次日清晨,厦青团大队人马步行前往漳州,团部设在漳州的一个校舍。此后,他们以漳州为中心,在周围城镇、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轨迹如蛛网般铺开。全团共分为9个工作队,进驻漳州、龙溪、海澄、南靖、平和、漳浦、同安、龙岩等县市城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林松龄和许展新带着一个队前往海澄县港尾镇(今属龙海市),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到当地驻军的连队里教唱抗日歌曲,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
曾有厦青团团员回忆,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他们头上戴的草绿色“钢盔”是用油桶打造、油漆刷的,手里的大刀是借的,每天四处奔波都要步行,以唱歌解疲劳,饮山泉解饥渴。很多团员穿不惯草鞋,脚底起泡,一破就出血。但他们不怕困难、毫不退缩,靠着简陋的装备毅然奔赴抗日救亡的前线,刀光映着青年们稚嫩而不屈的脸庞,比任何利刃更能震撼人心。
钢铁的誓言 一首团歌与一个时代的回声
厦青团到达漳州后,团员童晴岚、童丹汀、许乃东(许文辛)三人满怀热忱执笔创作歌词,并将厦青团团歌命题为《我们是钢铁的一群》。后来,这首歌由曾雨音谱曲,烽火中的旋律日渐成为凝聚团众、投身抗战的精神号角。
在辗转各地宣传抗日救亡的历程中,厦青团工作队每到一个地方,街头巷尾立刻成了抗日的宣传阵地。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节奏里藏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决绝;在《大刀进行曲》的呐喊声中,裹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刚烈;还有《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等一首首战歌,字字句句都唱出民众的悲愤和抗争。当蔡淑惠、郑印心(马力)唱响《松花江上》,那句“我的家在厦门岛上”的改编,更如同一把钝刀割开每个人的家国愁思,泪水混着歌声滚落,台下观众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红着眼眶哼唱,悲愤与怒火在人潮中点燃。
那时的宣传“重头戏”里,有一出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以流亡东北的父女街头卖艺为线索,因饥饿引发冲突,青年工人制止后,父女哭诉家国沦丧,激发观众抗日共鸣。厦青团采用街头即兴演出的形式,没有华丽的布景,只用生动的剧情演绎再现民众最真实的苦难,深深戳中每个中国人的痛。
除了街头,厦青团还在巡回码头、工厂、学校演讲、读报、教唱方言童谣,甚至深入到偏远的山区村镇演戏。方言童谣所唱的“滚滚滚!大家起来拍日本!阿兄做先锋,小弟做后盾,拍甲日本鬼子变做番薯粉!”语句琅琅上口,受到群众的欢迎,许多儿童都会背诵。所到之处,他们编写抗日壁报,刷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武装保卫闽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醒目的标语,将抗日火种播撒到山区的每一个角落。
残酷的迫害 厦青团团员转战地下
厦青团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却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遭到无情的排斥和残酷的迫害。他们不仅断绝了对厦青团的物质与经济援助,还在各方面设限,最终竟悍然动用武力强行解散厦青团,许多团员为抗日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争取抗日救亡的民主权利与“合法”地位,同时解决经费问题,经中共漳厦工委批准,厦青团团长施青龙、副团长谢亿仁前往福州与国民党省府当局交涉,郑重提出三条要求:第一,保持厦青团的独立性,不改组,不改名;第二,坚持在闽南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第三,抗议国民党对厦青团的限制、阻挠、破坏和逮捕。回漳以后,经过交涉,国民党顽固派虽然释放了厦青团团员邓贡直和吴秋霖,但规定厦青团只能在闽南几个县的范围活动,对厦青团的限制、迫害有增无减。
此后,厦青团的活动更加困难。1938年6月,厦青团漳州南乡工作队正、副队长被捕入狱;9月,南靖工作队队部被搜查,开展的宣传、会议、家访等活动均受到干扰;10月,国民党第一七五师突然将厦青团的52名团员集合起来,用刺刀威逼押上车,强行拉到沙县进行“集训”,一到沙县就逮捕了团长施青龙。然而,厦青团的精神从未被真正摧毁。面对严峻的局势,厦青团迅速成立党支部,许展新担任支部书记,林松龄当选为支部委员,坚持地下斗争。许多团员在困境中坚守初心,转战新的岗位,以不同方式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39年2月,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厦青团,把团员分散派往闽东北、闽北、闽西、闽西南一带,名义上安排他们当民众学校的教员,实则密令各地政府严密监视他们的言行,随时向上呈报,企图扼杀这支抗日力量。
不灭的火种 从抗日烽火到教育薪火
纵使厦青团只存在9个多月,但它使一批青年经受住了锻炼,林松龄就是在那时成长、成熟起来的团员之一。
厦青团解散后,林松龄被派到闽西明溪县当教员,由于语言不通、环境生疏,行动又受到监视,难以开展工作。林松龄秘密回到闽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到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报到,担任中心县委青委委员、官桥区委书记、养正中学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晋江县养正中学的数理化教师。他积极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常常向学生们讲述厦青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感人事迹。在他的帮助引导下,许多进步青年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后来成为泉州地区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1943年秋,林松龄应厦大校友、永春蓬壶镇毓斌中学(现永春三中)校长林鹤龄之邀,到毓斌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改名为林伯祥。
“林松龄的敬业精神和博学多才赢得师生广泛赞扬,被人称作‘百科全书’,但后来,他的活动也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1946年被秘密杀害。临刑前他手书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慨。”李凌说。
不灭的火种代代相传。厦青团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不畏艰险、勇于奉献的精神,已然化作厦门历史文化中不可磨灭的宝贵财富,持续激励着后人。抗日战争胜利后,鼓浪屿上的英华中学复校,校长许扬三秉持着开明办学的理念,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师,最多时达2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爱国情怀如春风化雨浸润校园各处。

▲1952年,厦门第二中学和英华中学合并,现厦门二中初中部即是当年英华中学的校址

1952年,厦门第二中学和英华中学合并,现厦门二中初中部即是当年英华中学的校址。漫步校园,朗朗读书声中,仍然能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那些曾在厦青团队伍中奔走、呐喊的青年身影,仿佛与英华中学里播撒进步思想的教师们在历史的长廊中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接力。那颗属于厦门青年的赤子之心,始终在时代浪潮中跳动,激发着新一代青年为民族强盛而接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