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福建有好种，中国有好猪
5月13日，记者在明媚的晨光里离开了山城大田。
离开前一晚，我们狠狠吃了一顿大田的传统特色美食“大骨头”——大块猪骨肉，加上咸菜，小火慢炖，光是浓香就让人食指大动。
不止在大田，中国大地遍布着猪肉美食，梅菜扣肉、东坡肉、回锅肉、酱肘子……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自古以来，猪在中国人的食物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甲骨文里，“家”字的形象就是房子里有猪，有房子住、有猪肉吃，便有了家。
中国是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养猪最核心的资源——种猪，曾经长期依赖进口。
“过去，国内养殖企业习惯于从国外高价引进核心种猪。由于缺乏系统的种猪选育，引进种群隔几年就会退化，养殖企业陷入‘引种、退化、再引种’的循环，耗资巨大。”权威育种专家苏国生教授介绍说，“一旦被‘卡脖子’，我们作为中国科研工作者难以接受。”
银顶猪场场长陈永华曾经被公司委派到美国、丹麦的种猪场学习育种技术，外方技术人员的防范和蔑视让他深感憋屈，“他们认为自己有百年的积淀，中国人的育种水平差远了，很多技术没必要知道。”
2018年，非洲猪瘟侵入国内，造成生猪的大面积感染与死亡。最高峰时，国内一度扑杀生猪百万余头，过去粗放的养殖模式遭遇重大打击，大批小散养殖户退出市场。
中国养猪行业也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为了保障生物安全，高标准建设、规模化养殖、精细化管理成为国内养殖场的一致选择。这些都意味着额外的高成本投入，因此，企业对猪种经济性的需求分外迫切，这也让种猪的系统选育受到了空前重视。
随着国家对自主育种的大力扶持，国内的种猪自主选育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种猪进口量骤降至不足4000头，较2020年峰值时期减少近九成。
作为生猪输入大省，福建却在近年来成为种猪输出省，并在种猪育种、健康养殖上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疫病的传播主要是因为人员、物资的流动。福建山多林多，拥有天然的生态屏障。”在苏国生教授看来，福建高标准的环保政策、适度的养殖规模也为疫病净化提供了可行的条件。
位于产业顶端的种猪培育，对生物安全的要求也最高。除了非洲猪瘟，蓝耳病、伪狂犬病、流行性腹泻（PED）等也是生猪的主要疫病，而福建的蓝耳双阴(种猪体内蓝耳病病毒抗原和抗体均为阴性)场数量达到158家，占全国的一半多，伪狂犬、PED等双阴场也居全国前列。
中国北方多平原，农业生产可以承载大量的猪粪肥，但平原的人员密集、猪场也密集，生物安全体系构建与防疫能力弱于多山区丘陵的南方。近年，国内种猪业出现南迁趋势，在生猪行业，有了“南繁北育”的说法。
从国家级生猪核心育种场的角度观察，南方已成为中国种猪业的大本营，目前，排名第一的广东拥有11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福建一度以9家位居全国第三，但两家老牌育种场在近几年的大变局中亏损退出。不过，包括银顶在内的福建多个新锐种猪场，陆续花巨资从国外引种，开展系统性自主育种，冲刺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引发了全行业的关注。
“福建人做事踏实细致，很多猪场老板和股东亲力亲为，这也是福建在种猪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不可或缺的因素。”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这种适度规模的种猪场要和大集团正面硬杠，肯定是以卵击石。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选好基因、管好健康，争取做到细分领域上的国际领先。”福建银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圣峰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种好，不愁没客户。”
当前，非洲猪瘟的全球蔓延已成为业内的共识。在苏国生教授看来，生物安全是制约国内种猪选育进展的现实障碍：“单个种猪场维持在适度规模最为经济安全。但育种的进步受制于种群的数量，所以需要在多个种猪场之间开展联合育种，当前的生物安全形势又制约了种猪场之间的交流。如果能实现区域疫病净化、实现联合育种，福建种猪业的未来不可估量。” （终）
▲苏国生教授带领技术团队在猪舍内了解生产情况。
▲苏国生教授带领技术团队在银顶猪场了解生产情况。
▲晚饭后，苏国生教授（左）与育种总监钱金花还在讨论技术方案的调整。
▲配怀舍内，一只公种猪在查情，诱发母猪发情。
▲配怀舍内，员工模拟公猪爬跨，刺激母猪受孕。
▲配怀舍内，一位“00”后大学实习生对母猪进行人工授精。
▲保育舍内，一位“00”后大学实习生采集刚出生小猪的数据，并从中筛选出种猪。
▲保育舍内，员工对产后母猪进行采样检测。
▲保育舍内，员工对生产数据进行记录。
▲员工对腾空的猪舍进行清理、消毒，准备迎接另一批种猪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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