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在于通过管办评分离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逻辑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领域的实践，集中体现为“政府管得明白、学校办得清楚、评价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构建。

聚焦“管得明白”，以治理现代化厘清政府边界

政府的“管”不是事无巨细的管控，而是聚焦“把方向、建制度、做决策”的治理升级，扮演好宏观调控、规划引导、监督管理等角色，源源不断释放教育发展的生机活力。一是突出规划引领。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发展规划，明确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比如，高等教育从过去的“985工程”“211工程”到现在的“双一流”工程，职教领域从过去的示范校建设工程到现在的职教版“双一流”－“双高计划”，就充分体现、发挥了规划的引领作用，推动建设了对标美国常春藤名校的中国C9联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一大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和高水平职业院校、专业群。又如，职教版的全国布局规划，根据区域发展不均衡，明确提出东部提质培优、中部提质扩容、西部扩容提质，有助于打造职教发展高地。再如，根据人口变动波峰和波谷波浪式演进趋势，提出余缺调配布局调整规划，以平稳度过达峰，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二是突出依法治教。先后出台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新职教法、教师法、学前教育法等，以法治思维夯实制度根基，为办学行为划定“红线”与“跑道”。推动学校依章程办学，形成专家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监督和各界支持办学的长效机制。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刚刚发布的新版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原标准相比，中职、高职专科新标准只规定应设置的专业课程的数量及应涉及的专业领域，不再硬性规定课程名称；职业本科新标准只规定专业课程应涉及的专业领域，不硬性规定课程设置的数量和课程名称，推动管理向治理转型，激发了内生动力和活力。三是突出分类指导。将学校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及上海纽约大学、浙江宁波诺丁汉大学等为代表的特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破解同质化难题。整体设计职教发展，把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类型而不是一个层次，构建中高本衔接的现代职教体系，打通人才培养立交桥，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四是突出标准约束。制定院校设置更名、学科、专业和课程教学标准、师资队伍、实验室实训基地建设标准、现代产业学院、专业特色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标准以及微观领域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指南等标准体系，实现标准引领下的错位竞争、特色发展，让研究型大学勇闯“无人区”，职业院校深耕“技术田”。五是突出内涵提升。比如高等教育推出双一流、双万计划、五金建设、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11协同创新计划、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建设，职业教育推出一体两翼五重点、101计划等，以关键办学要素和关键办学能力为重点，促进学校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

聚焦“办得清楚”，以自主办学激活创新动能

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学校能否依据自身定位“办出特色”。一是定位精准谋定发展坐标。从中世纪大学人才培养职能定位，到德国洪堡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延伸，再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拓展，现代大学形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四种职能定位。比如，研究型高校致力于培养高精尖缺人才，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应用型高校着眼对接产业需求培养实用型人才；职业院校深耕“最后一公里”定位职业岗位群，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实现1到100的成果转化。又如，树立准确的学科专业课程定位，推动双一流高校做到高原一片、高峰凸起，职业教育做到产教深度融合、冷门绝学、单项冠军等，形成层次分明、优势互补的发展生态。再如，要有准确的师资定位，双一流高校师资定位全球视野、国际眼光、学术一流，一般本科高校师资定位应用科研、双师双能、项目带动，职业教育师资定位专兼结合、技艺精湛、充满活力，师范性、专业性、职业性三性有机融合，基础教育素质师资定位素质全面、业务见长和专业突出、底蕴深厚，学前教育师资定位才艺兼备、擅长保教等。此外，还有教学定位，如抓教学常规，抓校本作业，抓生动、活泼、有趣的有效课堂，抓高阶性、创新性、学业挑战度的金课建设。二是标准落地筑牢质量根基。将学科专业、课程、师资、实验室实训基地等标准落到实处，确保校舍、师资、设备等办学条件达标、办学管理规范、办学质量保障，让“保合格”成为底线、“提内涵”成为自觉。三是遵循规律培育时代新人。遵循学科专业建设规律、学生认知规律和教学规律培养人、塑造人，构建“课堂吸引学生、教师感染学生、文化浸润学生”的育人场景，让学生被课堂吸引、被教师吸引，进而被学校文化吸引，让人才培养既符合教育本质，又回应“为党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时代期许。

聚焦“评得科学”，以动态反馈优化治理体系

评价是连接“管”与“办”的桥梁，通过“前置评估—事中监测—事后改进”形成闭环。一是前置评价严把入口关。从事业规划、院校设置、专业设置审批到项目立项等，以标准倒逼资源优化配置。二是事中评估注重过程诊断。比如，本科高校的合格评估、审核评估，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评估，通过全面考核思政引领度、产业匹配度、条件支撑度、目标可达成度、保障度和贡献度为牵引的高校建设，达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好一批有农兴农、有医强医、有山富山、有水活水的区域特色学科专业群。又如，通过中期评估，以“五金”教学关键要素“小切口”，全面推动教育“大改革”，夯实教育新基建，不断提升内涵硬实力。再如，学校微观领域的专业认证、课程教学评价等，特别是学生学业评价，要更多开展诊断性和发展性评价，通过报告答辩式，学生自评、互评、导师、业师评价等增值性、非标准性、综合性评价方式改革，通过后进生闪光点锻长板式评价方式改革，牵引学生获得新突破、新发展。三是事后评价强化结果应用、反馈修正。加强终结性评估、评估回访、经验案例总结，以及元评估，即对评估的再评价。在微观领域实施教学诊断与改进，以推进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教学成效持续改进。

管办评分离的本质，是政府、学校、市场在教育治理中的角色重构：政府从“划桨”转向“掌舵”，学校从“执行”走向“创造”，市场从“被动”变为“驱动”。唯有三者在法治轨道上同向发力，才能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现代教育治理格局，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省委党校68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