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朝廷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自海上的威胁,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海外交通由盛转衰,海洋问题日趋复杂。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外交通发达,宋元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贸易大港,也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对明代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泉州世家代表人物关注海洋,对“海禁”、海商、外国传教士来华、海防建设等有关海洋意识的问题,发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有益见解。
一、主张开放海禁
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限制。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严禁沿海人民与海外往来。洪武四年(1371年),宣布“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洪武二十七年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1]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由官方包办,实行朝贡贸易,就是与明朝建立关系的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随带货物来华贸易。限定海外诸国,按照规定的期限、航道和人数,运载一定的香料、药物等来华互市。这种制度是为统治阶级采办“海外珍奇”服务,在政治上为羁糜海外诸国建立宗主国地位。
永乐年间,海禁有所松弛,出现郑和下西洋的海外贸易活动,私人海外贸易有所发展。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私人海外贸易发展较快。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日本贡使“争贡之役”,嘉靖皇帝再次申严海禁,使私人海外贸易受到遏制,海商集团进行反海禁斗争。隆庆二年(1567年),明穆宗宣布部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崇祯皇帝重申海禁,遭到臣民的反对,不久放宽海禁。
在明代反海禁斗争中,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场,反对海禁。
崇祯二年(1629年)又实行海禁,何乔远撰《海上小议》。三年撰《开洋海议》《请开海禁疏》[2],主张开海禁,认为“闽地窄狭,田畴不广,又无水道可通舟楫,上吴越间为商贾。止有贩海一路,可以资生。”上疏的目的,“臣本求去之人,何苦为此烦渎,实以欲靖地方,必开小民衣食之路,闭之者乃所以酿祸,而开之者正所以杜萌也。”指出海禁断海滨之民生路,迫使入海为盗,“然海滨民众多生理无路,兼以天时旱涝不常,饥馑洊臻,有司不能安抚存恤,致其穷苦益甚,入海从盗。”认为开海可以增加国库收入,云“至万历初年,始开洋税于漳州海澄县,其时收税共得十三万余金,人民安乐,军饷饶足。”还可以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大西洋暹罗、柬埔寨诸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吕宋“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而东西洋夷人“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江西之瓷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主张开台湾鸡笼、淡水与吕宋贸易,开台湾与红夷(荷兰)贸易。“旧在吕宋者,大贩则给引于吕宋,小贩则令给引于鸡笼淡水。在红夷者,则给引于台湾省,得奸民接济,则利归于我,则使泉州一海防同知主之。其东洋诸夷及大贩吕宋,则仍给引于漳州,使漳州一海防同知主之。兴贩大通,生活有路,贼盗鲜少,此中国大利也。”
史继偕、张瑞图也主张开洋。崇祯六年,福建巡按路振飞在《按闽摘略》中云:“据泉州乡官史继偕、张瑞图等称,开洋有四便,漳州乡官林宰等称,海寇起灭,不系洋禁开闭……衣食源开,则利在民;洋税复而闽安诸税可免,则利在商;得税三四万以壮军,实则利在准备。”[3]邓钟在《论海市》 中云:“福建阻山负海,旁旅病于跋涉,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例开,豪猾之徒咸趋利而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然开海禁于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4]对海澄开海禁予以积极的评价。
二、支持商人从事海外贸易
明代泉州世家的代表人物李贽、何乔远、李光缙、王慎中等人同情商人,肯定商人的地位和拼搏精神,赞扬商人的才干、经商本领和拾金不昧精神,体现他们的重商精神,充当海商利益的代言人。
李贽同情商人,云:“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5]对商人挟重赀,旅途经历风涛之险,受关吏、市易的盘剥,还要结交卿大夫,才能远其害,收其末利的处境深表同情。李贽赞扬商人的才干,谓:“今子但见世人挟其诈人者,唾手即可立致,便谓富贵可求,不知天与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畀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如陶朱、骑顿辈,程郑、卓王孙辈,亦于与之以富厚之资也。”[6]李贽以致产致富的陶朱公范蠡,以用盐起家的骑顿,鼓铸铁器发财的程郑,以铁冶致富的卓王孙为例,赞扬商人致富是“天”与之致富之财。也就是说客观条件造就其致富,加之他们“强忍之力”“趋时之识”,商人努力拼搏奋斗和才识而致富。
李光缙赞扬“行贾间之有贤人”。赞扬安平商人的经商本领,从小贾,进而中贾、大贾。在为其族兄寓西寿序云:
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勘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货,用是致赀,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至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入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7]
赞扬安平商人善于用智慧经商,如陈斗岩之经商,“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币如流水,若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共用事,终不知之矣。故人或折阅,而处士收息反倍之。”[8]钱峰治贾“无财时作力,少有财时斗智,既饶则争时。”曾里守吾“其服贾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以任运为明达。常舍兢而多奇中,中经折阅,亦无所苦,故始为末,继为中,而终以大。”[9] 安平商人“用本守末”,曾友泉“自垂髫时,业已从伯兄贾闽广间,其后转赀荆湘,从业吴越,北极燕赵,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玑、犀象、香药、丝枲、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公成大贾矣。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赀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10]赞扬商人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李贽记载:休宁人程琼,开铺卖饭。归安宗定携银百两来买丝,饭于程铺,置银布囊,缚于马后,中途坠地马童拾之,程押童至其所还银。宗以其半为谢,程坚辞不受。程拾遗而还,非止一次。卓吾曰:“程琼非商也。直至细末一开饭店主人耳。行商者且下视之,况士人乎!而熟知其高出士人之上如此也。"[11]赞扬程琼拾金不昧之举高出士人之上。
何乔远肯定安平商人的地位,他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费用。”[12]又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13]
李贽认为,林道乾是“二十分才,二十分胆”的豪杰。他说:“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林道乾横行海上的原因是因为官员“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辈,故临时无人可用。”设能用林道乾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已耶!”“又设用之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14]
何乔远在《名山藏》中为商人立传体现他的重商思想。
三、积极与西方传教士交游
泉州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即代表大陆文化的汉文化(中原文化)与代表海洋文化的闽越文化并存。在宗教方面体现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对不同宗教采取宽容不岐视的态度,各种宗教和平共处。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中外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泉州多元文化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明清时期泉州士大夫思想开放,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意大利耶苏会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初抵澳门,后入居广东肇庆和韶州。与他们交游的有韶州知府晋江人谢台卿,韶州府推官南安人黄华秀。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夏,利玛窦在南京两次和李贽相见,并把他写的《交友论》送给李势,李贽把它寄给湖广带的朋友。李贽送利玛窦折扇,题诗二首,现仅存《赠利西泰》一首:
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
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末?中天日正明。[15]
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和庞迪我循运河北上晋京,到山东济宁拜会时住在河漕总督刘东星官邸的李贽。李贽热情地接待他们,在《与友人书》叙述他对利玛窦的印象,对利玛窦的音韵学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说明中西学者互相切磋音韵学,还说利玛窦“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位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聚喧杂,雠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诽过亢则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聩聩者,皆让之矣。”[16]利玛窦能说中国话,能写汉诗,行中国礼仪,能在喧杂声中雠对各得,是玲珑朴实的极标致之人。
利玛窦认为李贽是一位熟悉中国事情的著名学者,在一次讨论基督之道的文化集会上,有许多佛教信徒,只有他保持沉默。
李贽会见的另一传教士为西班牙耶苏会士庞迪我。庞迪我与利玛窦沿运河北上晋京,行至山东济宁,李贽在济宁漕署,热情接待他们一行。晋江人陈亮采为庞迪我《七克》作序。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的泉州士大夫有张瑞图,在《赠西泰思及艾先生诗》 中云:
昔我游京师,曾逢西泰氏。贻我十篇书,名篇畴人以。
我时方少年,未省究生死。徒作文字看,有似过风耳。
及兹既老大,颇知惜维齿。学问无所成,深悲年月驶。
取出再三读,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篇篇皆妙理。[17]
杨道宾在南京时认识利玛窦,在北京时成为利玛窦的最好朋友之一。张维枢为利玛窦写传记《大西西泰利子传》。张赓也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黄景昉《国史唯疑》中记载利玛窦:“利玛窦从天津来,太监马堂解进京,为礼部所驳,以会典所载无大西洋国,且所携天主母图及神仙骨等物属不经。议量给冠带。遣之时,萧然一胡耳。今其徒遂遍中外,非然者,所传天学格致学,亦特精辨。”[18]
另一个意大利耶苏会士艾儒略,在闽25年,足迹遍及福建各地,与士大夫广泛交游,泉州士大夫与他交游的很多,写诗赠送他的有何乔远、张瑞图、林欲楫、庄际昌、周廷鑨、林维达、郭焻、方向来(永春人)、林焌(德化人)等。如何乔远诗云:“艾公九万里,渡海行所学。其道在尊天,岂异涨泗躅。”“维此艾公学,千古入吻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顾虽兼行持,蓬庐但一宿。善哉艾公譬,各自返茅屋。临岐申赠辞,证明在会续。”回忆与艾儒略一夜之交,林欲楫诗概括基督教扬善弃恶的教义。周廷鑨的诗述及他与艾儒略相会及受其教晦等。
泉州士大夫为艾儒略著作写序,为他作传。何乔远为艾儒略《西学凡》作序,认为“《西学凡》文字,闿畅明健,可以当吾中国先辈之作,操觚之伦未能或之先也。”认为西方国主“又有教化主道在国主上,专一以善诱人,国主为君,教化主为师,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用是上下辑睦,祸乱不生,美矣哉。”黄景昉为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作序,论述他与艾氏交游问道的经过,认为中国的《诗》《书》与基督教信仰有一致的地方。“《易》称乾元统天,帝出乎震,与《诗》《书》《礼记》之称上帝非一,复何疑于天主教旨。”苏茂相为《三山论学记》作序,相信天地创造主的存在,张维枢撰《大西利西泰子传》,强调“信夫知利子者,信天主者也。信艾思及西泰述者,信利子也。”[19]张赓为艾儒略《五十言录》、孟儒望《天学略义》、龙华民《圣若撒法行实》校订和作序。与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士大夫还有晋江黄文炤,林维造、李世英、郑之铭、许日升、蔡国键、李文宠,泉州粘懋科、苏负英、黄鸣晋、永春朱光山、周鸠鹿、郑璟、德化郭维翰、杨医生等,发展为教徒的有晋江张赓、张识、张就、谢授谦、谢懋明、郑孩如、郑东里、丁志麟、颜维圣、张玛谷、张默觉、陈养初、性福禄、张燎、惠安林启甫、陈三南、郭春、麦肇美、泉州郭焻、洪启朱、张奇勤、诸葛羲、永春黄贲宇、郑思阶、姚则坤、陈景明、陈景耀、张筠伯、颜安德、颜爱德、颜之复、潘师孔、德化王晖宇、柯桢符、安溪林尔元、林橚、林攀云我等。[20]
何乔远在北京与明末来华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龙华民交接。何乔远《真奇图序》云:“见其所藏先世至人之书,皆旁行手书,亡虑数百卷。”其室内有地球仪、望远镜、钢琴,还有宋薛尚功手书《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即《真奇图》。
明朝向西洋人学习火器、火药。龙华民率贾于广东香山的西洋人 24人到北京传授。在教练时,若翰哥里亚被炸伤,“上闻悼惜”,赐葬于西便门外青龙桥之阳,龙华民请何乔远撰《钦恤忠顺西洋报效若翰哥里亚墓碑》,“柔远人,奖忠义也。”其铭赞西洋“钟自鸣时,镜可瞩氛。复有火器,一发百奔。”何乔远肯定西洋火器,“火攻之器铳最良,铳之制造西洋国最良,发铳之法西洋国之人又最良。”[21]蒋德璟肯定西方天文仪器的先进性,“向与西士游,第知其历法与天地球、日圭、星圭诸器以为工。”[22]蔡国键诗“地轴圆球自利君,年来西学又奇闻。周天日表图中见,二极星枢眼底分。”赞西洋天文科学。
西方天主教在泉州刻印书籍,传播宗教。崇祯十年(1637年),晋江景教堂刻印艾儒略撰、蒋德璟校、米嘉穗序《西方答问》。该书是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对话,回答有关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饮食、医药、婚姻、人情、丧服等西方的风土人情。同年,晋江景教堂还出版艾儒略《天主降生家像经解》,该书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崇祯十五年,刊刻孟儒望《天学辨敬录》。[23]崇祯十一年,泉州天主堂刻《熙朝崇正录》,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24]
四、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
15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通和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东来,掠夺财富,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加之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使人民生活和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士大夫产生朴素的海防意识,泉州士大夫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抗倭英雄俞大猷提出加强海防,抗击倭寇的海防战略。认为强化海防建设是防止外患的当务之急。他说:“窃意防倭征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25]主张加强水师,建立一支既善海战又善陆战的部队,以捍卫海疆的安宁。提出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防御战略。明代海防防御系统有水寨、巡检司和卫所。水寨设于外洋,巡检司为地方官员指挥的地方武装,卫所是中央派兵镇守的军事重镇。俞大献提出充实这三个系统的实力,使它在保卫海疆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还提出以海舟制敌,“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26]倭寇由河港进入内地抢掠,防御的办法是募造船只,分泊于各港,以防贼舟之深入。在沿海屯扎陆兵,防贼登岸。固守沿海城镇,使敌不得内侵。利用渔船在海上御倭,“听其采捕,因而为兵。”[27]俞大猷强调军队要常练、精练、熟练的治军方针。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精兵不练与弱兵同,练兵不熟与不练同,驱不练之兵以与贼从事,此则万战而万北。”[28]他以此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俞家军”。俞大猷《舟师》表现俞大献忠心报国、保卫海疆的伟大思想。诗云:
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旆旗上下冲。
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景里归篷近,背水陈奇战士功。[29]
沈有容在泉州抗击倭寇和荷兰的侵扰,功勋卓著。泉州士大夫何乔远、郭惟贤、黄凤翔、陈学伊、李光缙、黄克缵、林云程、詹仰庇、苏茂相、池浴德等,与之交游,且有赠言,合刻为《闽海赠言》。对沈有容率师“飞扫东番倭穴,谕却红毛夷”给予高度赞许,反映他们对海防问题的关注。蒋德璟《策海》一文,对海疆形势提出对策。[30]邓钟在胡宗宪《筹海图编》的基础上,重辑《筹海重编》,对沿海形势进行分析,提出开海通贩与巩固海防相结合的主张。
安海人黄堪《海患呈》,提出加强海防,保卫安海平安的对策云:“石井、东石二乡,千有余家,分据海岸,势如交牙,以渔为生,颇谙水斗,实为安海诸乡之捍门。”“乞赐申请设官永镇,使地方有备,则盗寇无窥伺心;政令申严,则奸顽无交接之患。地方安靖,民生乐业,实为万代阴踹。”反映出一般文人也重视海防建设。
综上所述,明代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场,反对海禁,认为开海禁可杜绝入海为盗,可增加国库收入,可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他们同情、赞扬商人,充当海商利益的代言人。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肯定西洋火器、天文科学,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等,体现他们的海洋意识。这些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明朝历史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作者:李玉昆,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