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孙炳炎和故乡乐安学校的师生合影 

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清明时节，厦门侨乡春意正浓。集美乐安中学的师生代表聚集在新加坡著名爱国侨领孙炳炎先生的铜像前，向先生敬献花篮，深切缅怀先生的历史勋绩和崇高风范，追忆他爱国爱乡、捐资助学的光辉一生，纪念他为厦门故乡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

孙炳炎先生作为著名爱国侨领，一生追随陈嘉庚先生，虽身处异域，却毕生不忘祖国、情系桑梓，致力于祖国和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乐心社会公益慈善，将嘉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家乡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纵观孙炳炎的一生，无论他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心系故土的游子情怀却始终不曾改变，他与厦门渊源至深，缘不可解。

一、生长于斯，渊源有自

孙炳炎1912年出生在同安（今厦门市集美区）的一个濒海小村落——孙厝社。小时候在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乐安学校读书，14岁小学毕业后远渡重洋，随家南迁新加坡。

孙炳炎一生爱国爱乡、倾心公益可谓渊源有自。孙厝有着悠久的慈善文化传统，当地的“真異大师”信仰向来宣扬治病救人、行善积德，数百年来，先人“弘法说偈”“教化大众”“倾茶化雨”“医治痼疾”等传说代代相传，被孙厝人视为为人行事的精神指南，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记忆。而孙炳炎小时候就读的乐安学校，就是陈嘉庚因感念母亲孙秀妹的养育和教诲，忧思孙厝学子上学艰难而在当地创办的新式小学。孙秀妹是孙厝人，自小受真異大师信仰熏陶，乐善好施，慈爱仁德，对子女管教十分严谨。陈嘉庚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救国难、济民生，终成一代伟人。因此，在这样的学校接受教育，孙炳炎很早就领受了陈嘉庚公益办学的恩惠，体会到教育之于国民的重要性，对嘉庚的诚毅品格有了更为直观的体会，这为他日后走上公益慈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嘉庚（左三）和孙炳炎（左二）等。1956年摄于北京 

厦门故乡良好乡风乡俗的熏陶，嘉庚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共同形成了孙炳炎的人生价值观，铸就了他良好的人生品格，为其光辉的一生打下了良好的精神底子。

二、情系于斯，奉献桑梓

到新加坡后，孙炳炎从学徒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庞大的森林商业帝国。虽久居海外，孙炳炎却心系桑梓，他吃的是家乡饭，说的是家乡话，心里始终记挂的是家乡的发展。他曾经深情地说过：“厦门是我的故乡，我热切希望故乡早日繁荣发达。”从抗战时期、革命战争时期到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数十年来，他始终同祖国和家乡同呼吸、共命运，为其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兴学办医，发展家乡公益事业

作为嘉庚精神的有力践行者，孙炳炎一生中用力最多的就是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的支持，或慷慨捐输，或“敲锣打鼓”四处募捐，从不停歇。

1956年10月，与孙厝村部分乡亲合影。

兴办教育事业，推动家乡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是海外侨胞回报家乡的一个传统。孙炳炎虽学历不高，但在乐安学校学习期间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培养了优异的学习能力，加上抵新后的后天努力，使他取得了比一般人更快的进步，很快他就能够写作、批阅英文文件，甚至在报章上著文为祖国的前途命运热情鼓与呼。切身的经历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缺少文化的种种困难和提升国民知识文化水平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家乡的未来才有希望。1947年，孙炳炎的森林企业正处在起步向好、急需投资扩容的关键时期，但在陈嘉庚“教育救国”思想的引领下，出于报效家乡的拳拳之心，也为帮助嘉庚先生减轻办学压力，他主动从陈嘉庚手中接办乐安学校，全面负责办学经费。1957年，见校舍不敷应用，便带头筹款择址建设新校。之后又出资新建乐安幼儿园，使孙厝在20世纪60年代就拥有了良好的学前教育基础条件。

1986年，在孙炳炎的倡议和不懈努力下，由其带头出资募款40余万元、孙厝村民捐地34.5亩、政府拨款40万元，在孙厝创办了乐安中学，满足了孙厝乡亲对中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乐安中学第一任校长叶朝根在接受访谈时一再感慨“没有孙炳炎，就没有乐安中学”，他说，对于办学，孙炳炎师承嘉庚精神，其一贯的理念就是“买最好的设备，任用最好的教师，出最好的教育成果”，为国家和家乡的建设发展培养最优秀的人才。

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习近平与校董会顾问孙炳炎等合影。（左起：张向中、李尚大、洪永世、陈明义、习近平、辜建德、孙炳炎）摄于 1999年10月17日 

为保障捐资助学的可持续性，1999年，孙炳炎在厦门设立“孙炳炎教育基金”，首次筹措资金200万元，纳入厦门教育基金管理，长期资助厦门市的教育和学校建设。谈起这事，孙炳炎四子孙聚得深有感触，他说：“在先父晚年事业走下坡时，他捐献在慈善公益教育的数目，与他的资产不成比例。他收入少少，却还坚持输出多多……到后来他剩下不多的钱了，但还在不停地捐。可以说，父亲捐的，都是血钱。”

除中小学教育外，孙炳炎对家乡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乃至社会教育都十分关注。1992年，继提议建设集美北部工业区后，孙炳炎在乐安中学创办6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在工业区附近建设规模更大的职业高中，以培养特区经济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他提议厦门借鉴新加坡办教育的经验，由政府和民间合作创办学校，并表示愿意继续不遗余力地“敲锣打鼓”，发动海外乡亲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集美大学校董会成立之初，孙炳炎接受福建省政府的邀请，作为海外知名人士被聘任为集美大学校董会顾问，以“弘扬嘉庚精神、凝聚海内外各界力量”为己任，为集美大学的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此外，孙炳炎与厦门华侨博物院之间也有着很深的渊源。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教育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年在陈嘉庚先生一声“博物馆关系社会教育颇巨”、萌生集资兴办华侨博物院的想法，孙炳炎就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捐资捐物支持华博的创建、出钱出力为华博搜寻海外文物，为厦门不断加强全民教育工作、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和孙炳炎。（摄于1986年）

除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外，孙炳炎还十分关注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早在1946年就响应陈嘉庚号召，积极投入同安同民医院的筹建工作。医院建成之后，他又多次捐献救护车、医疗设备等珍贵物资并为医院的发展建言献策，他提倡的“巡回医疗”建议也得到了院方的快速落实，有效缓解了包括孙厝在内的厦门偏远地区乡民看病难的问题。

（二）投资兴业，支持厦门经济建设

教育发展起来了，家乡的经济也不能落后，这是包括孙炳炎在内的众多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心声。自古以来，厦门与新加坡两地在产业、贸易、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交往就十分密切。自清代开始，厦门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到新加坡开埠初期，在来往中国和新加坡之间从事贩运贸易的中国帆船中，有相当部分就来自厦门。加之新加坡华侨多与厦门血缘亲近，风俗习惯相似，语言相通，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往往把厦门当作投资的首选之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与孙炳炎亲切握手。 左一为中国驻新加坡大使 张青。（1992年1月9日摄于新加坡） 

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孙炳炎就与中国开展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通过森林有限公司大量经销中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珍贵外汇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到了80年代初，厦门刚被确定为经济特区，孙炳炎就抱着投资家乡的目的，多次率工商代表团回祖国考察，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厦门投资的华人。对于自己投资的初衷，孙炳炎说：“华人早年到海外之前像蚯蚓，环境很不好。有的到南洋后，经过一番艰苦奋斗，事业成功了，变成了龙。我想，既然变成了龙，就要利用特区政策来帮助家乡发展经济，办公益事业，这样才有意义。”短短数年，孙炳炎就先后在厦门创办了东方食品有限公司、星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同成食品有限公司、新加坡酒店、厦门同森园艺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投资总额近亿元人民币。在他的努力下，这些公司逐步发展，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时，东方食品公司生产的膨化食品美美虾条、同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亲亲食品，曾一度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成为无数70后、80后心中美好的回忆。他投资兴建的新加坡酒店，也为厦门特区的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自开办以来接待了许多回国、回乡探亲、投资的华侨华人，很好地支援了厦门特区经济建设。

1956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星马工商考察团之后，与部分团员合影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还在摸索阶段，不少侨商、外商观望徘徊态度明显，在他们眼中，当时的中国投资环境还不够理想，对投资前景抱有疑虑。但孙炳炎回国投资兴业，一开始就不以赚钱为首要目的，而主要是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造福桑梓的目的。1991年，他在回顾自己的投资历程时说：“论投资环境或工作效率，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某些方面比厦门更优越，但我愿意来厦门，因为：第一，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好；第二，厦门是我的故乡，我热切希望故乡早日繁荣发达。”他不仅自己坚持在厦门耐心经营，还劝慰、挽留想要放弃的朋友，希望他们多些耐心和时间给自己的家乡，相信很快就会有所改善。他私下里常常跟新马的朋友说：“我们回去投资，主要是为了报答祖国，赚到了钱最好，万一没赚到钱，也是一片心意。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坚持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正是像孙炳炎这样的一大批爱国侨商，基于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与信任，敢为人先，毅然决然回乡投资，为祖国和家乡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极为关键的“第一桶金”，而他们的投资行为作为“登陆”成功的典型，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引领、示范效应。之后，一批批侨商、外商、台商纷纷前来考察，海外投资厦门渐入高潮，成为厦门特区经济腾飞的有力引擎。

（三）建言献策，助力厦门城市发展

继1981年率“华商访闽团”访闽后，1982年，孙炳炎再次到福州，拜访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交谈中，项南赞赏新加坡福建籍华人在新加坡发展中的出色表现，希望他们也能帮助福建发展。孙炳炎接受了项南的嘱托，这件事情开始在孙炳炎心中埋下了种子，并且生根发芽，长出长长的藤蔓，缠绕成他对故乡最深长的牵绊。此后，如何更好地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来建设厦门，成为时时萦绕孙炳炎心间的一个重要课题。

1.重视工业发展，提议建设集美北部工业区

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如火如荼，湖里机器轰鸣，而岛外的集美却发展得比较缓慢，工业企业少，财政困难，这对于厦门特区的整体发展尤为不利。孙炳炎此时已在集美孙厝创办了企业，但因为周边企业少，配套不够齐全，难以形成有效的集群效应，对此，孙炳炎忧心忡忡。

对工业之于一个新兴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孙炳炎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新加坡自治时期及独立之后，他就秉持工业立国、工商并重的原则，多次赴欧美、日本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工业，吸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并成立了大众钢铁有限公司、马来亚拆船有限公司等，帮助新加坡发展工业，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因此，1992年，为促进集美经济的发展，在厦门市政府计划调整改变发展思路、在发展市域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县（区）域经济的背景下，孙炳炎向厦门市和集美区领导提出建议，希望开发建设集美北部工业区、大力吸引外商、台商等前来投资建厂。在此基础上，他还从企业和地方的发展出发，建议将引进和批准项目的权力由市下放到区一级，以提高招商引资工作效率；同时还提议扩建孙坂路，方便工业区货品运输，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时任集美区领导卓钦锐在出国考察受到孙炳炎的启发后说：发展工业是集美的必由之路，单靠农业经济，集美是很难发展的。鉴于此，回国后，我们加快推进集美北部工业区建设步伐，坚定了在集美适当发展工业的想法。集美北部工业区后来的开发建设也证明了孙炳炎的眼光，他的建议与厦门市委市政府的规划不谋而合，集美火速赶上了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一批批外商、台商接踵来到这里，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里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成为集美区乃至厦门市的主要制造业基地之一。

2.关注城市擘画，启发厦门城市发展规划布局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国家，拥有“花园城市”的美誉，早在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独立建国不久，孙炳炎就大力倡议在着重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加坡旅游业，他认为“旅游业是没有烟囱的工业，本小利大”，既能大量吸收外汇，繁荣经济，又能创造广泛的就业机会，且旅游城市配套设施诸如餐馆、旅馆、商行、百货中心、娱乐场所等诸多业域的发展，反过来又有助于更好地吸引外商，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达到快速提振经济的目的。而厦门也是一座海上花园，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又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与新加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孙炳炎也非常关心厦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1987年，他在回国访问时就明确提出：“厦门是福建在海外的华人回乡探亲访友必经之地，旅游业大有可为。”而此前他于1985年与厦门开元饭店合资兴办的新加坡酒店以及规划中的“旋转楼”建设方案，其实就是基于充实旅游设施，推进旅游业、发展厦门经济的考虑。

孙炳炎参加厦门经济特区建设10周年纪念活动，其间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右一为陈共存。（1991年12月18日 摄于厦门 ）

此外，孙炳炎还十分关注厦门的城市规划安排。在上世纪90年代集美工业区建设之初，社会上有着很多不同的声音意见，其中最大的疑问集中在工业发展与学村的发展是否存在冲突的问题。为了让家乡政府领导人对如何优化城市发展规划布局有更直观的认识和体验，借集美区政府代表团赴新加坡考察访问之机，孙炳炎特意安排代表团一行前往裕廊工业区参观考察。工业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环境的美观整洁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炳炎介绍说：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发展有超前考虑，本土集中发展干净的无污染工业，有污染的工业放到较远一些的岛上去。而且，每开发一个新区，都会配备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一番话对大家触动很大。在孙炳炎的启发下，集美区坚定了在集美适当发展工业的想法，确定了在保护学村学校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区的规划基调，一边加快推进集美北部工业区建设步伐，一边将集美南部规划成生活区，为集美学村的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这些数十年前的城市规划安排，其中体现出来的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对环保的重视、对文教发展的重视，以及彼此之间的协调，在现在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做好海外乡亲工作，支持厦门经济发展战略

厦门经济特区在经历初创时期的发展后，至上世纪90年代，拟调整城市整体规划布局，建设以厦门岛为中心、“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城市框架，将厦门建成一个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同安是厦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市要发展，就必须把同安纳入全市的总体规划，因此，同安撤县设区一事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同安撤县设区意义重大，不但有利于推动同安的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对加快全市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进厦门的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但当时这种设想在国内外都遇到了一些阻力，尤其是海外同安乡亲，在感情上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

同安县历史悠久，海外同安乡亲大多“同安”情结浓厚，同安县之于他们，就是“根”之所在，一旦这个建制被取消，他们担心从此再也无“根”可寻。厦门市政府充分理解海外乡亲的顾虑，也担心因此挫伤、动摇他们关心家乡、投资家乡的积极性。鉴于孙炳炎在海外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力，1995年，市政府相关领导找到孙炳炎，请他出面帮忙做好海外乡亲的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孙炳炎十分理解厦门加速发展的迫切性，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海外同安乡亲并没有因“县”“区”的字面变动而疏远家乡，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同安和厦门的发展，1996年11月第二届世界同安联谊大会仍按原计划回到同安举办，2800多名海内外乡亲人齐聚同安，共同描绘同安乃至整个厦门发展的宏伟蓝图。

4.适时点拨提醒，拓展厦门执政新思路

孙炳炎一生致力于工商业活动和社会事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故而社会接触面广，具有高远的视界和超凡的智慧。基于对家乡的挚爱，他对厦门的发展往往格外关注，并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以较为委婉地方式呈现出来。

以当前的闽西南协同发展区建设为例，推进闽西南协同发展区建设是福建省委省政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战略安排。从厦门方面来讲，其实质就是以厦门作为牵头城市，协同漳州、泉州、三明、龙岩四个城市，主动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积极推动闽西南城市之间优势互补、有效增强区域竞争力。实际上，“闽西南协同发展区”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已久，其前身即为1994年由厦门市倡议建立起来的“闽西南经济协作区”。而若再循源而上，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个重要政策的制定竟然与远在海外的孙炳炎密切相关。1992年5月，孙炳炎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邀请厦门市经济代表团到新加坡访问。此行除安排会见新加坡政府相关重要官员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外，孙炳炎还通过多种渠道为代表团提供各种信息和资料，以启发城市发展思路。据参访团成员后来介绍，当时他在阅读孙炳炎为其提供的华文报刊，读到关于“城市群”“区域经济”等内容时，联系到厦门可能存在被“吞并”和“边缘化”的危险，深受触动，顿觉思路大开。他说，受孙炳炎提供资料的启发，他深刻地认识到，厦门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厦门本身来谋篇布局，而必须“跳出厦门看厦门”，着眼于全国的大局，从区域发展的高度考虑问题，于是这才有了后来的“闽西南经济协作区”的成立。因此可以说，在启发厦门执政新思路方面，孙炳炎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此外，在医疗制度改革、住房改革、社会治理等方面，孙炳炎也都能为厦门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在启发厦门执政新思路方面，孙炳炎可谓功不可没。

5.提议健全机制，服务厦门经济发展建设 

（1）改进招商策略，推行“蚂蚁”政策

孙炳炎深知引进外资之于厦门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重要性，他曾说过：“厦门要想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城市，引进外资十分必要，这不仅能够加速特区的发展，而且能影响整个福建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厦门包括整个福建的招商引资的成效都不是十分明显，不少外商持观望态度。孙炳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结合在新加坡率团出国招商的经验，敏锐地指出中国大陆当时招商引资政策方面的不足之处——对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考虑得还不够，改革举措还可以更加多元、开放。他说：“引资招商的策略很重要，既要让厦门得到好处，又要使外商、台商有利可图，这样才能相得益彰。”因此，1982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有一次向他咨询新加坡如何快速发展、如何鼓励外商投资福建时，他幽默地打了一个比方：“这很容易，糖大块放那里，蚂蚁就来了”，“商业家、企业家来中国做生意、办企业，当然想得利”，条件太紧、外商对盈利前景预期不高，就不来了。话虽俏皮，却一针见血。无法实现双赢或共赢的经济活动注定无法长久，把外商留住、把摊子做大，不愁以后没有发展的机会。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累次对经济特区的发展作出的指示不谋而合：“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建立的经济特区，实行的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孙炳炎夫妇。（摄于1981年5月）

孙炳炎“蚂蚁政策”的比方引起了项南书记的深深共鸣。之后，福建省在招商引资政策上就有了新的调整变化：赚钱要做，暂时不赚钱，甚至吃点亏的，也要做。两年后，福建招商引资形势逐步向好，就像孙炳炎说的，“大蚂蚁、小蚂蚁都来了。来福建投资的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也多已得到发展，比两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2）改善投资环境，营造招商引资优势

基于在新加坡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及投资中国的经历，孙炳炎认为，由于“大锅饭”“铁饭碗”的存在，中外合资矛盾较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比较好办。在此基础上，他在改善厦门投资环境方面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一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健全法律法规。

厦门经济特区开办初期，孙炳炎投资家乡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例如他曾多次与厦门签约，拟在家乡建设商业大厦、高档酒店等，但当一切准备就绪，最后却因为拆迁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不得不取消协议。孙炳炎联系自己在新加坡建设森林商业大厦的经验，建议厦门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通过政府立法，如规定可拆迁房子的年限范围、赔偿条件、标准等，来保障旧城重建、发展房地产等城市发展建设中必然会遇到的类似问题的妥善解决。

森林公司长期代理中国矿产公司的“五羊牌”水泥等产品。  摄于1956年

二是优化投资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

针对投资创业及经营企业过程中遇到的手续繁琐、办事难等问题，孙炳炎建议厦门市政府适当放权，抓大放小，尝试将某些审批权限下放到区一级，让投资者能就近办理相关手续，以免四处奔波之苦。另外，孙炳炎还建议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他认为，诸如电话移机需要一两个月、新装电话需等半年一年之类的事情，事虽不大，但若不加以注意，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外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从而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

三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招商引资条件。

关于中国发展经济从何入手的问题，邓小平曾作出重要指示，他说：“特区要发展经济，首先要把交通和通讯搞起来，这是发展经济的起点。”跟其他几个经济特区一样，改革开放之初，厦门经济特区家底很薄，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可谓“电灯不明，道路不平，电话不灵，供水不行”。为此，孙炳炎强调，厦门要办好经济特区，完善基础设施是前提。1991年，在为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10周年而写的《愿故乡厦门繁荣昌盛》一文中，孙炳炎说：“交通和通讯设施方面还要不断改善。机场要扩大，城市交通阻塞的现象应想个好办法来解决。”

四是提升城市精神面貌，增强引资软实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过10年的努力奋斗，厦门经济特区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市政建设突飞猛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硬环境”的巨变体现了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活力，但一座城市蓬勃发展，离不开丰润的精神文明滋养，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还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城市软环境，为城市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孙炳炎在1990年厦门侨联成立四十周年庆祝会上和1991年撰写的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1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两度提及此事，他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建议厦门市每年定期开展“礼貌运动”并长期坚持，以打破根深蒂固的陋习，“使厦门人，特别是厦门青年男女都成为热情好客、有教养、懂礼貌的人，能给到厦门的人都留下美好的印象”。回望厦门历史，我们发现，早在1990年，厦门就已经开始开展“建文明城市，创文明单位，做文明市民”系列活动，推进常态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尽管此项活动的开展是否与孙炳炎的提议直接相关目前已无法查证，但从孙炳炎个人在海内外华侨华人中的崇高威望以及当时他与厦门各界人士的密切友好互动推测，应该至少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创造条件，促进厦门与新加坡的文化经贸交流

社会工作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的实践，交往是社会工作的基础。在陈嘉庚的影响和支持下，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中国，孙炳炎始终致力于社会工作，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他在做社会工作时，经常推动不同群体之间来往结交，以促成彼此的合作，力争取得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成效。他在社会工作方面的天赋和才能，在推动新加坡和中国，尤其是和福建、厦门的友好往来进程中同样发挥得淋漓尽致。

孙炳炎不仅自己关注和参加家乡的建设，而且还发挥着中新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作用，他创造了很多机会鼓励和带动海外乡亲回国投资。在中新建交前，他就多次率领新加坡闽籍侨商考察团回到中国、回到家乡考察访问，促进了中新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经贸往来，在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架设起相知相交的桥梁。不少闽籍、厦门籍的新加坡华侨回大陆探亲、考察和投资，第一次就是跟着孙炳炎回来的。同时，他也十分重视鼓励中国各界人士走出国门，开拓视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甚至是主动出击，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并为他们出国考察交流提供各种便利。他长期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名誉会长、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福建会馆副主席、同安会馆主席，当时中国国内特别是福建、厦门的很多官方和民间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考察，大多是由孙炳炎出面邀请和接待的。

孙炳炎接待贾庆林率领的福建省考察团。摄于新加坡福建会馆。左起：孙炳炎、贾庆林、陈共存

孙炳炎还将中新交流进一步推向国际化，成立“世界同安联谊会”，联合世界各地的同安乡亲团体和个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世界同安联谊会创办至今，越来越多的同安乡亲纷纷经由这个平台回到家乡，并带动更多的人前来投资兴业，为厦门、福建乃至全国的发展和繁荣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有一次孙炳炎在和当时集美侨联领导陈月莲聊天时说：“我很开心，我创办了世界同安联谊会，先在新加坡播种，然后在世界上开花，在同安结了果。”

孙炳炎后半生作为新加坡公民，为新加坡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孙炳炎也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引入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之中。他就像个远行的孩子，在离开家很长时间之后回到家里，就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见过的、拥有过的最珍贵的宝贝，都敬献给自己最亲爱的母亲。

三、魂归于斯，难舍“根”“本”

孙炳炎少小离家，抱定雄心壮志，一肩风雨向南行，铸就赫赫人生传奇。然而，在艰苦打拼的每一个日子，对先祖的殷殷追念，对故国、故土的拳拳眷恋，宛如溪水清涧，在他心里流淌不尽。虽然由于特殊的历史时代原因，孙炳炎努力取得新加坡公民权，积极投身新加坡的社会建设，成为华人“落地生根”的典型代表，但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故土，没有离开过属于他的乐安堂。自上世纪50年代离乡30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血脉亲情被乡亲们的热情进一步唤醒之后，他与故乡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且乡思别绪，愈至暮岁愈发深沉。在有生之年的最后阶段，孙炳炎回乡更勤，有时甚至一年回乡数趟。返乡目的，除省亲叙旧，更有行善布福，扶持家乡经济发展，解决乡里大小难题，不辞繁难，事事亲问。即便在病重弥留之际，面对跨洋前来探望的孙厝宗亲，他也字句不离家乡，期盼海内外的乡亲、族亲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孙炳炎对家乡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七十余年前，一片汪洋隔开了孙炳炎和故乡，从此回乡的路遥不可及。故乡的老宅依然旧时模样，静默守候着，等待着主人归来。2002年4月30日，孙炳炎在新加坡与世长辞，享年90岁。6月27日，厦门各界代表在集美敬贤堂隆重举行孙炳炎先生追思大会，之后，按照孙炳炎生前遗愿，其神主牌被安放在厦门市乐安堂柳塘孙氏祖祠。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离乡七十余载的游子，终于回家了。对于孙炳炎来说，离开只是一瞬，而归家的路，却穷尽了他一生。

作者：孙炳炎生平事迹整理与研究小组

  郭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