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拍是否侵权，在于被拍者是否明确表示“我知晓、我愿意”，拍摄用途目的是否合法。

成都太古里打出针对街拍客“禁拍”的告示

近期，有关街拍在法律层面是否“擦边”的话题引起关注。

成都有太古里，北京有三里屯，上海有安福路，杭州有湖滨路，每个城市都打造了超级网红街区。它们因成为时尚地标被关注，又由此引流聚集时尚演绎者——背着照相机的“拍客”守在街道口，随时准备将镜头对准经过的路人，他们通过镜头记录、传播街头大众时尚风潮。

但随着短视频等网络平台崛起，街拍趋于大众化、商业化，每个路人都可能“被入镜”，成为他人视频里的素材，用于流量变现。一些变味的“镜头”，让街拍充满争议。

“眼球经济”下，城市街拍边界何在？

嗅到商机

街拍起源于欧美，由早期一些时尚杂志发掘街头时尚元素的摄影而被周知。“街拍鼻祖”“顶级街头摄影师”比尔·坎宁安曾说：“最时髦的东西就是在街头，不仅过去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

事实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森与记者、社会活动家阿道夫·史密斯就嗅到了街拍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创刊了《伦敦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从1877年2月开始，该杂志在伦敦出版了12期。

2018年，陈立从单位离职，成为杭州最早的专职街拍摄影师之一。当时，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飞速崛起，相较于微博，短视频流量变现更简单粗暴，街头摄影行业的巨大风口出现在“陈立们”眼前。

开始很和谐。陈立每天背着相机，徘徊在杭州湖滨一带，看到漂亮女孩就举起相机，只要对方不拒绝，通常都能顺利拍摄，不愿意拍的，就找下一个拍摄对象。

专职摄影师赵立海则是在2019年开始运营自己的街拍账号。“此前我就有独立摄影工作室，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短视频，我萌生了借助短视频提升摄影工作室名气的想法。”赵立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天天在西湖边寻遍漂亮女孩的陈立，终于等到了流量——网红和机构主动找来合作。当单打独斗转为集团作战，行业便开始从蓝海转为红海。

重阳曾在一家MCN机构（网红孵化机构）从事街访视频拍摄，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短视频平台爆火后，街拍行业走向高潮。起初行业风气较好，我们的账号主要针对大学生，拍摄内容具有强关联性，又有MCN机构培养孵化，因此账号运营还不错。”

2018-2020年是街拍的黄金时期。陈立团队的全平台街拍账号矩阵共有2000多万粉丝。不过也是在2020年，他卖掉了所有账号。

大量团队、机构涌入分食街拍行业蛋糕，短视频作品流量急速下降，同时平台流量政策已转向更朝阳的直播行业。

成群结队的街拍摄影师也纷纷转行。“现在几个摄影师在太古里围着网红疯狂按快门看似壮观，那是没见过过去的‘大排场’。鼎盛时期，太古里时刻有几十个摄影师扎堆。”陈立说。

商业化生态

虽然已过鼎盛时代，但街拍变现方式依然多样：向图片网站卖图；摄影教学；售卖设备，比如自拍杆等；广告植入（带货、探店）等等。

常见的商业路径是，拍摄者将路人照片上传，利用街拍视频、照片创造流量，吸引广告商投放广告，或在视频作品中添加购物链接。

投向街拍的品牌广告分为两种：一种是品牌看重街拍对审美的影响，由模特配合摄影师，展示服饰穿搭；另一种是品牌看重拍摄技术，与摄影师合作旅拍、城市风景拍摄。

“机构在早期会请一些明星拍摄视频，增加粉丝量，进行引流。但后期主要还是以原创视频获得粉丝关注，并在视频中植入广告获得收益。”重阳说，街拍场景和商品本身有适配度问题，同时街拍作品运作成本较高，多数街拍账号还是以内容输出获取流量为主，很少借助街拍直接带货。

流量本身没有错，但随着街拍摄影师越来越多，一些街拍也在流量裹挟下“变了味”。有人为了博眼球、猎奇，专门拍奇装异服；有人专门拍美女，展示好身材；还有摄影师会特别聚焦女性身体某一部位，引人遐想。部分街拍账号打着“正常穿搭”“正常拍摄”的旗号，发布具有暗示意味的照片。

在街拍“圣地”三里屯，摄影师们大多对自己“照顾周全”，戴着口罩、帽子，相机、手机装备齐全。而不愿面对街拍镜头的路人会摆手拒绝，甚或拿起手机“反拍”以示抗拒。

“我本身不排斥街拍。如果看到自己被拍，会觉得是自己的穿搭吸引了别人的注意。但我经常在评论区看到不少网友会随意评判街拍女生的颜值和动作、调侃身材，这会让我感到非常不适。”谈起街拍乱象，21岁的大三学生韩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照片发布，不规范情况也较为普遍。“拍摄后就上传到短视频账号上，被拍摄者看到后，觉得不合适会找我，或者直接通过平台举报，那就删掉。”有摄影师如此描述。

另一方面，街拍有可能对商家经营造成困扰。

2023年7月17日，广州方块咖啡旗舰店一名女服务员因衣着暴露被拍摄，商家被群众举报搞色情营销。18日，方块咖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回应称，并不认识此人，系外来人员入店拍摄。店方在声明中出示报警回执，并表示具体如何处理需等警方通知。

有商家对街拍边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2年前，台湾人赖明来到上海加入餐饮业，至今他的夏朵品牌旗下在上海已有6家咖啡餐馆，其中数家是上海的老牌网红店。

赖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对网红进店拍摄没有制定统一规定，但首要原则就是不影响在店的其他客人。各店要求不同，店长自己把握。”

夏朵咖啡在上海首店经理周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单反以外的专业摄影设备禁止入店，如果需要可单独包场。在店街拍的网红、客人，作品中有其他消费者入镜，相关消费者投诉后，我们会与拍摄者沟通删除照片，即保证公开发布作品中没有其他人具体形象。但如果后续出现相关法律诉讼问题，我们就不参与了。”

让街头时尚留于美

街拍是否侵权，在于被拍者是否明确表示“我知晓、我愿意”，拍摄用途目的是否合法。

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高级权益合伙人、律师朱觉明认为，公民肖像权受《民法典》保护，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合法使用他人肖像权的法定理由仅限下列五种法定情形：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科研；新闻机构进行新闻报道；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为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使用肖像权人的肖像；为了公共利益或者维护肖像权人的权益。

非上述法定情形，未经肖像权人同意拍摄，将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

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使用他人肖像必须取得肖像权人同意。如果街拍中的个人没有同意被拍摄，且街拍者将其肖像公开，将侵犯对方肖像权。因此，街拍者擅自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他人肖像照片，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均构成侵犯他人肖像权的违法行为。

虽然经过肖像权人同意，但使用P图等手段丑化他人肖像，或者聚焦他人身体私密部位，也构成侵犯他人肖像权、名誉权。此外，未经同意拍摄他人私密行为，构成侵犯他人隐私权。

胡晓明是早期创办MCN机构的从业者。“目前风投对MCN行业的介入很谨慎，前期几个大的MCN机构因监管问题和内容问题，被封号或者禁止从事该行业，导致关注度大量下降，引流账号的损失让这些机构失去了商业机构的青睐。”胡晓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随着MCN机构在市场监管下走向规范化，需在初期便对账号名、作品使用权、肖像权、创作权等做好版权规划；也需对新媒体视频脚本进行版权保护，以避免其他商业机构照抄翻拍，同时需要与专业法律机构合作，确保创作可持续性。

当前，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里等地均通过发布街拍提示或加强管理措施，对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行为做出明确回应。

北京三里屯于2023年6月9日晚间发布了一则街拍提示。据悉，三里屯太古里的公共区域设置了多个醒目的提示牌，提醒广大顾客提高防范意识，并保护个人肖像权。此外，物业人员也会进行相关提示。三里屯太古里明确表示，他们不支持任何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行为，并为此设立了正规的商业拍摄申请渠道，以确保合法合规的拍摄活动。

早在2019年7月，位于成都的太古里街拍区也曾发布过街拍提示，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侵犯消费者肖像权的拍摄以及未经街区许可的商业拍摄。

在杭州湖滨步行街，管理人员表示，只要不骚扰游客，且不引起围观，街拍行为将被允许。杭州本地街拍博主也呼吁街拍者尊重被拍摄者意愿，维护街拍的基本道德准则。杭州本地街拍博主滚叔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征得被拍摄者的同意是街拍的基本前提，街拍应当综合考虑拍摄地点和拍摄内容等问题，摄影师应尽量选择在公共场合拍摄，避免涉及对方的私密信息。

“街拍可以体现一个街区或者一个城市的文化，也能体现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审美带动品牌宣传、带动街区商业发展无可厚非，但要守住法律红线。”韩西认为。

140多年前，约翰·汤姆森和阿道夫·史密斯凭借商业嗅觉，用镜头记录了伦敦街头的时尚、巴黎的橱窗、塞纳河上的妇人和意大利街头的音乐家。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街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是城市的画面标签和影像记录，记录了时代的审美变迁，展示了普通人面对生活的姿态。

“我也喜欢看那些好看的照片，但更希望看到街拍逐步走向正规化。”韩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