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寨坑先民烧制出大量原始瓷器的同时期，中原正处于青铜时代，铸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与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明不同，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交替之际，福建的先民充分利用自己的瓷土资源优势，不断总结制陶经验，改进窑炉技术，最终烧制出原始瓷。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福建自夏代中期闽南苦寨坑窑址可以生产出原始瓷器开始，闽北武夷山竹林坑也在商周时期生产出了原始瓷器。
苦寨坑窑址群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永春县博物馆供图）
“福建瓷器起源的年代还可能比夏代中期更早，还可以往前推。”羊泽林分析道，“从现有出土标本来看，已出现成熟的窑具垫饼，并采用叠烧、套烧等先进烧造工艺。因此，无论从窑炉建造技术还是制瓷、烧造工艺来看，还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原始瓷器窑址。”
福建，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中国最早生产原始瓷器的重要地区。
原始瓷器一诞生，就凭借青绿如玉的釉色、坚硬细腻的胎质，赢得当时中原地区上层人士的青睐，成为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讲述了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书中展现了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的恢宏风貌：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是当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拥有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体现了国家文明和天下观念，堪称“最早的中国”。
正是在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夏都遗址，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了许多精美的原始瓷器。这些原始瓷器多发现于宫殿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且在陶瓷器物的总数中所占比例极低，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在陕西西安一带出土的许多西周时期大墓中的原始瓷器，和福建武夷山竹林坑窑址西周时期生产的原始瓷器也十分相像。
大部分学者认为，北方地区的原始瓷器是从南方传播过去的。因为，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原始瓷器化学成分具有南方瓷石高硅低铝的特征；并且，原始瓷器的发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相对较少，而且没有发现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
这是一次青铜器与原始瓷器的相遇，更是一次青铜时代北方文明与南方文明的交汇。
苦寨坑窑址群遗址（永春县博物馆供图）
这些原始瓷器具体来自南方何处？一直是学界关注探讨的热点问题。永春苦寨坑原始瓷器窑址群的发现，成为一个有力的考古实证，说明福建的先民在夏代就已拥有了烧制出大量高品质原始瓷器的先进生产力，具备向外输出的条件。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在青铜时代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互动和流转？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史前陶瓷高度发展的南平市浦城县。
位于福建北大门的浦城，自古就是闽浙赣三省襟喉，仙霞古道的必经之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作为福建与江浙、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发源于北部武夷山脉和仙霞岭支脉处的南浦溪穿城而过，汇入闽江上游。而猫耳山、牛鼻山、龙头山等多个史前重要考古遗址正是分布于南浦溪沿岸，与浙南共同形成了一个大的史前文化圈。
猫耳山窑址群遗址（浦城县博物馆供图）
福建史前陶瓷文化以其先进性和开放性，不仅对周边省份形成了影响，而且犹如层层荡漾的涟漪，向更远的北方传播。
福建与二里头遗址，一南一北，相距遥遥，原始瓷器如何运输？
答案，隐藏在闽山闽水的地图里。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武夷山-玳瑁山横亘西北，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纵贯闽中；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等河网自成体系，蜿蜒流转于群山之间，缓缓汇入大海。而福建大大小小的瓷窑，都位于靠近河道溪流的小山坡上。
“一水二火三瓷土。”永春县博物馆的康桂清告诉记者，远古先民要想烧出瓷器来，必须地下有瓷土资源，山上有可以烧柴火的林木，附近还要有河道或者溪流，苦寨坑就具备了这些条件。
河道、溪流的存在不仅为瓷器的烧制保障了水源，更为后期的运输提供了便利。在主要以水运为交通方式的古代，对于陶瓷这一类易碎品来说，水运更是上上之选。
苦寨坑窑址群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永春县博物馆供图）
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条夏商时期福建瓷器北运的路线：先经过闽北的仙霞古道，进入赣江支流信江的上游地区，后沿信江向西顺流而下至鄱阳湖入长江，再沿江向西北行，到达夏商时期江汉平原重要的核心聚落盘龙城，然后以盘龙城为中转站，再北上运送至郑洛地区，到达二里头夏都。
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也经由同样的路线南下，影响福建。闽东黄瓜山文化陶器上出现的青铜器云雷纹，闽南浮滨文化的青铜牙璋，闽北牛鼻山文化的三足陶鬶……这些文物都穿透千年历史的沧桑，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青铜时代中原与闽地文化的双向交流交融。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
于“最早的中国”，遇见福建领先于同时代的陶瓷文化，那是在“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之中，绽放着的别样华彩！
摘自：福建日报6月29日要闻版《中国最早的龙窑、原始瓷器在何处？——追寻福建文明之光系列报道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