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第一部《鲁迅全集》撰写的总序，由王献之的“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开篇，说是：“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既点出了造就鲁迅的地域文化环境，也暗示了他之所以为《全集》作序，也有不避“夸饰乡土”之嫌，不畏“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之讥的意思。

鲁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且都具有“拓荒”的性质，翻译介绍域外小说，可谓开风气之先；研究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国小说史略》称得上是“开山之作”；以《狂人日记》为初始作又以《阿Q正传》为代表作的鲁迅白话小说，则不仅是最能展示新文化运动实绩的成果，而且翻开了中国小说史的崭新的一页；至于“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云云，更多的是对鲁迅的“杂文与短评”的评价，正是这些“杂文与短评”，开创了中国现代杂文。蔡元培的这篇总序，以若明若暗的“乡党”身份徐徐写来，却与他为鲁迅所撰之挽联——“著述最谨严徒非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一样，说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评价的是鲁迅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调子不高，语言平实，然而，对于鲁迅评价之确切，恐怕也莫过于这几个字——他是“新文学的开山”。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总序将鲁迅与晚清的文学家李慈铭（即李越缦）作了一个比较，他称李慈铭为“旧文学的殿军”。李慈铭（1830—1894年）也是绍兴人，一生仕途并不顺畅，年轻时屡应乡试不中，以至不得不于咸丰九年（1859）入京，为捐一个户部郎中而到处奔波。他“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一到京城，“即以诗文名于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廕引为上客”；另一方面，他“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于是，“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差不多成了一名争议人物。李慈铭自17岁起就有日记之作，计有《越缦堂日记》十三册，《孟学斋日记》七册，《受礼庐日记》三册，《荀学斋日记》二十册，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十一日后日记八册。鲁迅曾将其内容归纳为“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讫相骂”。所谓“上自朝章”，大概就是对于时政的批评，在“朝政日非”之时，李慈铭既然会“遇事建言”，也难免要在日记中说三道四；“下讫相骂”者，就牵涉到他与同时代人，包括他与赵之谦的恩恩怨怨——“相骂”是绍兴方言，本来就是吵架的意思；至于“中至学问”，说的大致是其中大量的读书札记了，说经证史，囊括诗文，集其四十余年治学之大成，可比顾炎武《日知录》之博。如此洋洋数百万言的日记，统称《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王闿运）、《缘督庐日记》（叶昌炽）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就其文笔和内容而言，还堪称第一。李氏在世时，其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越缦堂日记》无疑是李慈铭最重要的著作，他也因此而成为晚清著名的文学家与史学家。

李慈铭的著作《越缦堂日记》，也是由蔡元培为首张罗出版的，具体地说，是由蔡元培约同沈曾植、缪荃孙等数十人用全浙公会的名义于1919年发起募集垫印费用，于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李慈铭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及青年时代的蔡元培等越中人士均有交往。蔡元培为首张罗出版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与这种乡土情结有关，当然更因为李慈铭对于晚清文学与史学的贡献。李慈铭于1894年去世，到1920年才不过二十余年，他那个时代过去不久，有关那个时代的事情，仍在当时人们的关注之中。在李慈铭生前有人传抄的《越缦堂日记》，影印出版之后也“极为风行”，是相当热门的一种读物。

对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鲁迅还是很有些非议的，甚至对蔡元培为首张罗出版《越缦堂日记》本身也有些微词，所谓“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这些非议与微词主要见之于他的《马上日记》和《怎么办》。谁也料想不到二十年后，蔡元培居然还能作为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张罗《鲁迅全集》的出版。总序称李慈铭为“旧文学的殿军”，而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且写道：“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不仅新旧界限分明且定位精到，也体现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