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清代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1812.11.10—1885.9.5），与福州林则徐、船政等，有着极为特殊的政治、军事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30年前的1991年12月30日，《福建日报》第2版刊出拙文《建议在福州三中校二部设“左宗棠纪念室”》。

当时，该建议虽然得到了校方的热烈响应，中新社翌年还发电文予以报道，和福州市规划处、市文化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但因缺乏经费（彼时，整体的财政开支较为吃紧），在校方运作了好多年之后，如在师生中设立“左宗棠兴趣小组”，募捐在校二部左宗棠辞世地设立“皇华馆遗址”纪念碑，但此事最终还是告吹。不过，拙见以为，通过此事多年来的运作，我们也没白忙一场，所获得的左家遗墨，正好能在当下派上用场，福州市台江区南公园一带不是正在建起左宗棠纪念馆（原为左公祠）嘛！

所谓左家遗墨，是笔者于1993年夏天，为福州三中求字得来的。

1991年岁末，《福建日报》所载的拙文，内用较多文字述及1983年初秋，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同志在接见左公宗棠的曾孙、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左景伊教授时的谈话。

王震同志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见，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又说：“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左宗棠一生对林则徐、陶澍非常推崇，林公、陶公也多次称赞左公。王震同志说：“陶澍是一个学者，林则徐和左宗棠是爱国者，对中华民族有贡献。”“一切为民族和国家作出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彼时，笔者把敬致左景伊教授的信件，寄给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请其收转左委员。函内附寄《福建日报》所刊拙文，以及福州三中师生们有所回应的报道。左景伊教授（他是从事石油方面教学的）随后就给笔者寄来了他用宣纸，亲笔书、题的“左宗棠纪念馆”和“皇华馆遗址”两幅墨宝。笔者当即就把左公后裔的墨宝，如数移交给了时任福州三中副校长兼福州市民盟副主委的谢阜东先生。此后，左景伊又把自己所著、已正式出版的《左宗棠传》一书，邮至福州两本：言明一本赠笔者，另一本赠福州三中。随即，经手人马上转交。

10多年前，谢阜东先生获悉笔者也将退休了，就把左景伊教授的上述两件墨宝（此时已成为遗墨了），以复印件的方式，回馈给笔者。笔者不拘泥于真迹还是复印件，认为这总是左教授的手迹，如果能用于制匾，还不是一样的效果吗！

福州三中的左宗棠纪念室（馆）虽然没有办成，但是由于左景伊教授生前的远见，他书写的正是“纪念馆”，恰到好处地迄今仍然可以用于在南公园一带的左宗棠纪念馆。正如“北园松柏南园柳，今日合成一处栽”。这太令人兴奋了！左公与左教授如果地下有知，笔者相信，他们也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作者为林觉民故居首任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