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书局推出方彦寿著《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真乃学界一快事。该书收录福建历代刻书家共812位，侧重于将刻书家的生平事迹与其刊刻本的地点、刊刻本的年代结合起来，进行考证辨析，纠正了不少以往研究中的误判，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
该书极具特色的是，每卷前都有著者作提纲挈领式的提要叙录，足见作者对闽刻研究的学养功力，作者匠心独运的研究尽显其中。譬如言及福建首府福州，作者指出：福州在宋元明时期以寺院刻书和官私刻书为主，坊刻并不盛行，但福州的官私刻一般是委托当时作为刻书中心的建阳书坊刻印的，或是聘请建阳书坊刻工刊行的，“这些书籍虽然由书坊所刻，但不应视为坊刻本，其性质取决于出资者：由官方出资的为官刻，由私家出资的为私刻，这与现代出版社委托印刷厂印刷书籍，其版权仍归出版社而不归印刷厂，道理是一样的”。作者对官私刻与坊刻作如此区别，有助于启发学界对闽刻作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作者还揭橥出建阳坊刻的兴衰与清代福州南后街坊刻及汀州连城四堡坊刻兴起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建阳能够连续历经宋、元、明三朝都是全国刻书中心的主要原因，是它能吸引、接受各地官私方的委托刻书，这是‘中心’最主要的作用。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不是中心。”进而指出：学术界认为由宋至明“除建阳外，福州、莆田、泉州、汀州、邵武等地的书坊业也很发达”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历史事实是，这一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的坊刻并不发达，主要是官府、私家刻书，是在建阳坊刻的辐射和带动下，与建阳坊刻形成互补和共同繁荣的局面。入清以后，建阳坊刻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才有连城四堡、福州南后街和泉州等地的书坊。”如此明确的断语，都是建立在对800多位刻书家条分缕析、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其立论持之有据，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对泉州刻书的特点及其与建阳的异同和关联，也作了细微的辨析，“宋元时期，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但坊刻并不发达，其刻书规模和数量反而不如闽北建阳这样的山区县。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图书的生产以原材料（木料、纸墨等）为主，原材料丰富、价廉之处往往就是书坊云集之地——建阳就是这样的地方。而泉州其时作为国际大都市，商业发达，故其图书贸易远比建阳繁荣。建阳等地生产的图书，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泉州销往海外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已故著名的中国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南宋时泉州刻书“为诸州冠也”，这应该是指当时泉州的官刻本和私刻本为诸州之冠，因为当时泉州作为国际最为发达的经贸港口城市，在此地任职的地方官有条件大举进行官刻或私刻，但“其时的泉州书坊刻书基本上还处于对官府的依附阶段”。即便如此，作者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官私刻本与坊刻之间并非完全不相干。有些官刻本，还有可能出自书坊所刻，即书坊接受官私委托刻书。”
作者撰写提要叙录，有突出的主脑，即始终围绕着建阳这个刻书中心，来观照全闽其他区域，从而既彰显各地刻书的区域特点，又钩沉出建阳这个刻书中心对全闽其他区域刻书业发展的辐射作用。譬如指出：同为闽北的南剑州延平府和邵武军，因为距离建宁府和建阳都不算太远，由宋迄清，这两地刻书一样以官私刻为主，罕见坊刻，且官私刻“多委付离其不远的刻书中心建阳刊行”，“或聘请书坊刻工刻印”。又指出：“南宋时期，汀州的官刻十分活跃，留下不少精美的古籍善本……明末清初，长汀四堡刻书崛起于建阳刻书业衰微之时……清中叶全盛时期，四堡有书坊73家，主要为邹姓与马姓人所经营。”
学界通常将四堡书坊的兴起，归因于明末宦游杭州的邹学圣，认为是他晚年辞官归乡时“把苏杭的印刷术带回故乡”的结果，但作者指出：“追溯汀州官私刻书源流则不难发现，宋元至明末清初临汀的官私刻书实际上已渐成体系。这一发现，可能会使上述观点发生动摇……其时，从事汀州官私刻书的刻工对崛起于明末清初，且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四堡坊刻理应产生影响。以故，笔者认为，对邹氏舍近求远，‘把苏杭的印刷术带回故乡’，且‘开先河’的说法，似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800多个刻书家，已见闽刻阵容之庞大和作者用心用力之精勤。但就笔者目力所及，该书至少还可补入明代泉州府刻书家陈鸣华。明万历己未年（1619年）仲冬，泉州晋江人、进士陈鸣华出资，由崇安孙世昌书坊付梓，刊刻出版了武夷山人徐表然所著的绘图本《武夷洞天志略》（又称《武夷山志》），一函四册。徐表然是陈鸣华的学生。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朴厚古拙的木版插图，“最大的特色是栩栩如生的插图，插图由作者徐表然自己完成。徐擅长绘画，又隐居于武夷山山水间，对草木人事体察入微，所以每幅画都生动可人”。
笔者在美国珀莫纳大学图书馆见过此书。这本17世纪初的武夷山闽刻本，是研究闽刻图书内容和装帧形式的重要文献，出资刻书家陈鸣华系泉州人，作者徐表然和印刷的坊刻主人孙世昌皆崇安（今武夷山）人，这也印证了方彦寿先生所论断的：从宋迄明，泉州官私刻，多数还是委托或依托建阳为中心的闽北坊刻或刻工来完成的。
“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与书籍传播紧密相关。福建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刻书中心。1000多年来，闽刻文献在推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历史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2012年，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有感于美国图书馆所藏闽刻善本之富，撰文呼吁对海内外闽刻文献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著录和复制，进而在福州南后街三坊七巷建立闽刻图书博物馆。
方彦寿先生《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的出版，去年福建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在许建平先生等人的努力下，花巨资购回了四册元三山郡庠刻本郑樵的《通志》……使笔者对闽刻研究的再度深入推进充满乐观的期待。
（作者为省委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