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神光寺事件”发生，从云贵总督任上告老回居福州的林则徐组织了这场反英国传教士入城的斗争。以自己在广州的经验，他不能不担心英国会派炮船入侵海口，于是“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

已是风烛残年的林则徐，感慨：“天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海口虽通商，当关资上将。唇亡恐齿寒，闽安孰保障！”

明末清初，随着火炮技术的发展，明朝政府开始于闽江两岸江流狭束处布设铳城、炮台。清顺治年间，郑成功曾短暂据有闽安，清军收复后便于黄霞寨、长门及闽安南北岸等处设炮台。已是鸦片战争后的第10个年头了，仍是这些几个世纪前残旧的旧式炮台在勉强支撑着帝国东南的海上防务，林则徐着手对它们进行重修。多年以后，当左宗棠巡视福建时，“亲历各海口，见公所建炮台，形势扼要”，表现出对林则徐的极大钦佩。

1871年日本意在侵略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引发了清政府内部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由此，清政府加紧了在闽江口的设防，兴办近代海防，筹建新式水师。光绪二年（1876年）以后，何璟及之后的闽督疆吏开始大量购置西方火炮，修筑近代化炮台式要塞，逐渐形成多重布防、互为犄角的海防体系。

然而，随后发生的中法马江海战却以一种极为残酷的方式，宣告了晚清近代化海防力量的首次对外作战的失败。那些在战前被委以重任的炮台竟因炮口向外，“不能环击”，以至几乎全被法军从上游方向进行占领摧毁，仅有长门炮台击伤法军主舰拉加厘松尼埃号，成功阻挡住了法军的进攻，算是这场惨败中唯一的亮色。战后的清政府迅速启动了炮台的修复工作，并吸取战败教训进行大规模改造，新建了长门电光山炮台等。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构建以炮台为主要组成的闽江防线，有效地防御日军从水路进犯福州。但因陆路的两次失守，各炮台或弃守自毁，或遭日军攻占破坏。抗战胜利后，部分炮台得到重修。

如今，这些古炮台仍兀自散落矗立于闽江出海水道上，出省会福州以东至闽江口，绵延近百里，层层锁钥、重关叠嶂，保存着近现代完整的炮台式要塞体系。虽多已倾圮荒废，但部分炮台如长门炮台、亭江炮台等，保存状况完好，布局完整，各项设施一应俱全，且周边地势开阔，未有大的构筑物遮挡，基本维持着历史环境特征。因亭江炮台保存最为完整，始建年代较早，地位也较为重要，可视为诸炮台文物中的代表，以其来追溯和了解闽江口近代炮台的选址、布局和沿革。

亭头炮台始建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台周十二丈”，彼时与亮相于鸦片战争的中国沿海旧式炮台并无不同，露天式城墙形式，长墙高台，架设前装滑膛炮，即点火式常规铸炮，其炮身固定，转动不灵，缺乏机动性，且射程近、威力弱、准确性有限。

光绪六年（1880年），何璟接任闽浙总督后，对北岸炮台进行重修，建成近代炮台式要塞。“建造新式铁炮门暗台一座、铁口暗台一座并兵房、药库、围墙、通壕”，至中法海战前夕，配置多门产于20年前的“英土旧炮”，即现马尾昭忠祠门口所展的英国福赛特-普利斯敦公司生产的前装线膛炮。

光绪十一年（1885年）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曾两次重修了中法战争被毁的炮台。萨承钰的《南北洋炮台图说》一书，详尽记述了他巡查所看到的情况，“建成洋式明炮台一座……又建成洋式暗炮台一座……又迤东凿炮洞六门”。

现存的炮台与该文献记载殊无二致，由山巅的主炮台、山边的前沿炮台、临江的岸炮台群及山后的弹药库组成，可知现存的炮台较为完整地保留着光绪年间时重修的形制。2013年，因其明确纪年、完整性及突出价值，亭江炮台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