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连续三次为求仕进而上书宰相，而且时间挨得很紧，第一次上书后不久，就有《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过了十天，又有《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尽管有人非议，称之“躁进”，我却表示理解，认为难得其有底气又有勇气，而且说得义正词严，与那些为求官要官而低三下四承颜候色的人迥然有别，故不以其为非。他的《与于襄阳书》读后，却是很不以为然。尤其是向于襄阳叙说“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那段话，更使人倒胃。

韩愈是这样说的：“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

这段话中，有两个对应的词，一是“先达之士”，即已经占据权位的读书人；二是“后进之士”，即尚在仕途底层苦苦挣扎甚至尚未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当然，这两种读书人都是“终成正果”的“负天下之望者”。韩愈认为，“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可以提携“后进之士”，使之“享大名、显当世”；“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可以帮助先达之士“垂休光、照后世”，流芳千古。没有“先达之士”的提携，“后进之士”极易“美而不彰”，没有“后进之士”的张扬，“先达之士”也将“盛而不传”。韩愈似乎没有真正弄清此二者的关系。“先达之士”是否提携“后进之士”，得看“后进之士”是否真的德才兼备，倘若真的德才兼备，就应相信自己，未必就要眼巴巴地依赖他人提携；“后进之士”是否彰扬“先达之士”，得看“先达之士”是否真的德高望重，如果真的德高望重，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未必要通过“后进之士”流芳千古。如韩愈所说，此二者不是承前启后，而是互相利用，充满市侩气息。

韩愈接着又说，此二者难得相遇，因为“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这才使“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从这封书信看，他是主张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后进之士”需“诌其上”时就诌，需“拍马屁”时就拍的，不要恃才傲物；在上位的“先达之士”为了日后有人为他彰扬使他流芳千古，也得能援手时就援手，能提携时就提携，不要恃权傲才。

韩愈所谓的“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有其特指的对象。“先达之士”特指于襄阳，他则以“后进之士”自诩。话说得很含蓄却又很明白，叫作“古人有言‘请自隗始’”，将当年郭隗对燕昭王说的话当作一层薄薄的遮羞布。韩愈也有实际表现，他在那封书信中就给于大人戴了不少高帽子，什么“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云云，几乎好得不能再好。韩愈是相当推崇孟子的，韩愈此文，却在舍弃士之尊严的同时将“诌其上”当作法宝使用，难道居然忘了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 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参见《旧唐书·于頔传》）。如此等等，与韩愈“诌其上”时所言大相径庭。

于是我想，倘若于襄阳真的提携了韩愈，那么，对于这个“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的恶棍，韩愈又该如何帮他“垂休光、照后世”，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