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破狱斗争旧址石碑。（摄影：张奇辉）

1930年5月25日，一个小贩挎着一篮杨梅在思明县监狱门前叫卖，看守并未留意到杨梅下藏着手枪。这个小贩是共产党人扮的。为营救关押在思明监狱里的革命同志，中共福建省委在这一天发动了破狱行动。

海上撤离“舍近求远” 接应转移筹划周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进行残酷镇压。1930年初，一些在闽南、闽西南地区被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陆续被关进思明监狱。当年3月，为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厦门反帝大同盟在中山公园举行集会，多名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思明监狱的革命同志增加到40多人。

“监狱里生活条件极差，又常常被敌人刑讯逼供。这些同志面临被杀害的危险，为了救出他们，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武装破狱。”彭一万说，当年3月下旬，成立了破狱委员会（又称“特别委员会”），有委员5人，分别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福建省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景德、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王德、福建省军委秘书陶铸，另有互济会主任黄剑津担任破狱委员会秘书长。与此同时，狱中的同志也积极配合，成立了以刘端生为书记的临时党支部。

通过探监等方式，参与破狱的同志侦察监狱布局，与狱中同志交换情报。据记载，当时思明县监狱与思明县政府同在一个大院，但进入监狱的门前有人把守。狱中也有多道门，第三进院落中间是两排门对门的牢房，牢房中间有天井，上方有铁丝网，形成密闭空间，“政治犯”就关在此处。

“被关在狱中的有40多位同志，要都救出来并不容易。”彭一万介绍，为提高营救的成功率，破狱委员会做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充分准备，摸清了监狱日常看守、各类人员，县政府警卫队的情况，以及周边和整个厦门岛的敌人兵力部署。

破狱委员会组织了武装队和接应队：武装队负责进入监狱实施营救；接应队在外负责掩护和接应。大家还提前规划好了撤离路线。“厦门是海岛城市，因此被营救的同志从海上转移比较安全。”彭一万说，破狱委员会不仅提前准备好船只，海上的撤离路线安排也出乎意料，不是就近转移，而是绕远路送去同安县沿海群众基础良好的彭厝、珩厝（如今属翔安区）。

精心策划里应外合 我方无一伤亡成经典案例

5月25日上午9时，6名武装队队员分成3组，陆续以找熟人、探监等名义进入思明县监狱。监狱外的马路上，部分接应队队员扮作游人隐蔽在人群中，其他武装队队员也在监狱外等候行动时机。这一天是周日，不仅路上行人多，便于隐蔽和撤退，监狱里的守备力量也较平日薄弱。

武装队里有一位队员名叫“客古”，他头戴草帽，身穿长褂。在监狱值班的副看守长卢永忠对他产生怀疑，意图对他搜身。但“客古”长褂下藏着用来剪断牢门锁和镣铐的老虎钳，一旦被发现，整个破狱计划都将陷入被动。千钧一发之际，另一名队员果断拔枪，一枪击毙了这个副看守长。

枪声响起，门口扮作卖杨梅的小贩的谢姓同志立即开枪将县政府前站岗的警卫打倒，陶铸率武装队员迅速进入县政府，击毙警卫队队长，控制了现场狱警，让他们没法进入监狱支援。此时，冲进狱中的武装队也控制了局面，击毙企图抵抗的看守，用老虎钳剪断大锁打开牢门，把40多位被关押的同志解救了出来。

等候在外的接应队迅速跟上，按照事先部署，分头带领被营救出狱的同志直奔打石字码头，登上等候已久的两条木帆船，把获救同志全部安全送到同安县彭厝、珩厝。

彭一万说：“到达彭厝、珩厝的同志受到当地革命群众的热情接待，在合安堂药店等地隐蔽和休息，之后陆续转移到闽西革命根据地。”重获自由的地下党员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厦门大学地下党员张汉宗，以及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柏生（被捕后由王德接任）等干部。

从武装队冲进监狱到把获救同志接上船驶离码头，整个行动仅用了10分钟。武装队、接应队毙伤敌警6人，自身无一伤亡。五二五破狱行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典案例而载入史册，极大地激发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

“厦门破狱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传奇、红色革命的经典，是厦门党史上光辉的一页，开创了在厦革命斗争的新方式、新手段。”彭一万说，“破狱斗争中，共产党人事先深入细致了解敌情，精心策划，充分准备，严密组织，救出全部同志，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