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寄哀思。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长眠的不仅有众多新中国开国元勋、战功显赫的将军、成就卓越的科学家，还有一些国际友人。

他们为何长眠于此地？

4月7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一些国际友人代表赴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祭奠活动。让我们听听这些国际友人代表是如何讲述他们眼中的亲人和前辈的。

1915年生于波兰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两岁时就随父母移居中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爱泼斯坦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战地记者生涯。

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香港——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前线，爱泼斯坦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始终旗帜鲜明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爱泼斯坦与他当时的夫人邱茉莉应宋庆龄邀请，从美国绕道波兰返回中国工作，参加新中国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办工作。

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爱泼斯坦一心向着中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名誉。”在妻子黄浣碧看来，爱泼斯坦是个“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人，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本着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工作，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他很稳重，也非常低调，不爱宣扬自己，做了很多好事都不说。即便有时候别人提到了，他也就笑笑不说话。”黄浣碧说。

1915年，德国杜塞尔多夫，汉斯·米勒出生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24岁的米勒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怀着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感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来到延安。从此，米勒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有着很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境界，虽然他是德国人，但他特别热爱中国人民。”米勒的儿子、如今定居北京的米德华回忆道，在抗战前线，父亲不忍看到年轻的受伤战士截肢变成残疾人，一直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努力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抗战胜利后，米勒放弃回国机会，毅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加入中国籍，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殚精竭虑，为中国肝炎预防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89年，米勒被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

“父亲当年经常和朋友们谈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若是他看到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定会非常高兴。”米德华感慨道。

1910年9月出生于美国的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33年取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他来到上海考察东方热带病。

“在上海，他与宋庆龄、路易·艾黎、史沫特莱成为好朋友，斯诺还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书中介绍过马海德。1937年马海德与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一道为在中国北方抗日的共产党人招募外国医务人员。他被亲切地称为‘马医生’，在延安时还帮助过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介绍说。

1950年，马海德成为第一位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

马海德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国际交往中，他总是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生动地宣传介绍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贡献。

“母亲和父亲是一见钟情，认识一年就结婚了。1939年父亲秘密回国，母亲1940年就带着我直奔延安。”叶华和萧三的大儿子肖立昂说。

1950年，叶华到新华社任摄影记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在京工作的外国友人。“母亲特别擅长抓拍，照片都很真实生动。她喜欢拍胡同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接地气。”肖立昂说。

尽管曾经历7年狱中岁月，尽管承受过爱情的艰辛磨难，但叶华对中国的爱始终不变。“当时德国政府曾发出邀请，我妈说我哪儿也不去，就觉得中国最踏实。”肖立昂说，“她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感情很深。”

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军歌之父”郑律成……安葬于八宝山的国际友人约有三十位。他们每个人，都与中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之际，我们祭奠长眠于八宝山及中华大地的国际主义战士，就是要对那些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不朽贡献的国际友人表达感谢和敬意，感谢他们坚持正义、不怕艰险、勇于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感谢他们为中国作出的无私奉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