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出名，也不排斥他人成全，活着的要他人推举，过世的要他人“挖掘”。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代大才子徐文长徐渭，就是由袁宏道“挖掘”的，要不是袁宏道及其所撰之《徐文长传》，说不定徐文长至今还被埋没于山阴道下。我这样说并不过分，徐文长生前人不入仕，死后名不出越，在袁宏道之前，知道他的人并不很多。

袁宏道得以接触徐文长其人事出偶然。那个夜晚，他在同好陶望龄（张岱）家的书架上随意抓得的那一帙《阙编》诗，外表虽然品相不佳，内容却是气质非凡。袁宏道“读未数首”便“不觉惊跃”，于是从陶望龄处得知这诗的作者叫徐文长，且与他先前曾见过的“意气豪达”的《四声猿》作者“天池生”，以及在越人之“卷轴题额”上署名“田水月”者同属一人，这诗文这剧作这书画，都有一种“奇”在其间。袁宏道在“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忍不住与陶望龄在灯影之下“读复叫，叫复读”地疯了一个晚上。由此可见，袁宏道之独具慧眼。从那之后，他就热衷于推介徐文长，凡有来看望他的文坛名士，都会拿出徐文长的诗读给他们听，连当时的“名公巨匠”，也渐渐地向往、仰慕起徐文长来了。

徐文长生前人不入仕，死后名不出越，与他不畏权贵、不入世俗的独特个性有关。倘若参加科举考试，那种循规蹈矩、鲜有棱角的八股文，想必他是写不来的。倘若出入官场庙堂，那种唯唯诺诺、三跪九叩的怂样子，想必他是看不惯的。难得有个胡宗宪想聘用这位不曾获得任何功名的徐文长当幕僚，他也要约法三章：不为胡宗宪“膝语蛇行，不敢举头”之部属，而为胡宗宪“恣臆谈谑，了无忌惮”之宾客。对于官场之达官贵人、文坛之骚士墨客，不仅“耻不与交”，还时有鞭挞。故其人无人推举，其文无人推重，“其名不出于越”。然如此等等，在袁宏道看来，却是志趣高雅。有此志趣高雅之人，方有其不同凡响之文，于是认定：“百世而下，自有定论。”由此可见，袁宏道之胸有定识。

唐代大儒韩愈未成名时曾作《与于襄阳书》，说“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可以提携“后进之士”，使之“享大名、显当世”；“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可以帮助“先达之士”“垂休光、照后世”，并且明明白白表示，他愿当帮助于襄阳“垂休光、照后世”的“后进之士”，希望于襄阳能先当提拔他“享大名、显当世”的“先达之士”。如果仅仅从辈分与年龄及才学看，徐文长与袁宏道也能构成一种“先达之士”和“后进之士”的关系，但袁宏道帮徐文长“垂休光、照后世”，全然不是因为徐文长这位“先达之士”曾经提携袁宏道“享大名、显当世”，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文长在世之时也根本未曾“达”过，他与袁宏道未曾有过半毛钱的关系，袁宏道却为徐文长“垂休光、照后世”不遗余力，由此可见，袁宏道之古道热肠。

袁宏道之《徐文长传》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写到徐文长在胡宗宪府上当幕僚的那一节，似也有些许瑕疵。袁氏以为“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那胡公即胡宗宪能如此厚待徐文长，确是“知有先生”。但说“（贺白鹿）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怕是有些偏差的。“表上，人主悦”，未必就是“人主知有先生”，很可能倒是“人主知有祥瑞”。倘若真是“人主知有先生”，徐文长还能“独身未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