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除了国家的内政治理方略，还有着不少关于国家“外交”方面的思想。

春秋早期的诸侯国之间，通常会有着各种亲密的联系，或为宗亲，或为姻亲，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亲密关系越发淡薄与疏远，相互间的竞争甚至吞并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如何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齐宣王就曾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章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类：一、大国事小国；二、小国事大国。此处的“事”，是指以礼相待。各诸侯国之间至少在理论上是相互独立的，彼此的交往理应恪守外交礼节，如“三礼”中的《仪礼》和《礼记》对于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交接之礼，就有着较为细致的描述与讨论。

而南宋的朱熹在《孟子集注》里，对上述引文的解释是：“仁人之心，宽洪恻怛，而无较计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义理，识时势。故大国虽见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礼尤不敢废。”大国对小国的以礼相待，体现的是大国国君“宽洪恻怛”的“仁人之心”；小国对大国的以礼相待，体现的是小国国君“明义理，识时势”的智者风范。

孟子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洞察秋毫，特别呼吁和平共处，弭兵修好，认为这才是上天的本意。所以，在他看来，大国能够待小国以仁，是乐于接受天命的表现；而小国谨奉大国以智，则是敬畏天命的表现。前者可以王天下，后者可以保其国，各诸侯国国君审时度势，采取适当的“外交”策略即可各得其便。

当然，事实上诸侯国之间总是难以避免各种冲突与争端的。在战国时期，交战频仍是不争的事实。孟子对于诸侯国之间的交战持有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他并没有绝对反对交战，只是强调战争必须符合正义，而正义与否的关键则在于民心。

《孟子》中记载，由于燕国内乱，齐宣王伐燕取得了兵不血刃的胜利，但在是否真正占领燕国的问题上，孟子就告诫齐宣王必须以燕国民众的态度为准绳：“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并指出，“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在他看来，老百姓对战事采取的是“避水火”的实用主义态度，因而只是欢迎王道之师。

由于在诸侯国国君之上还有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在孟子的理想中，民众似乎更应该对天子负责。各诸侯国在作为天下之共主的天子的统领之下，彼此间的关系松散而独立，但普通民众又并没有如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帝国中的民众那样拥有很强的国家认同。

所以，按照《孟子》中的记载，当文王之父面对狄人入侵，也就能够很自然地对国中耆老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诸侯国国君要富国强兵，当然需要凝聚民心，民心向背尤为重要。

因此，针对齐宣王所面临的“诸侯将谋救燕”的危局，孟子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意见：“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即在遣返燕国俘虏、重器，为燕国民众选定贤能之君后迅速退兵，不得贪占燕国的土地、财货和民众。

在对待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上，孟子是这样的“外交”思想。对于诸侯国间的纷争并没有一味地予以否定，而是看其是否合于道义，是否顺应了民心，充分体现出了先秦儒家以“民本”为重心的仁政色彩。

孟子主张大国以仁事小国，小国以智事大国，强调诸侯国之间的纷争应合于正义与民心，就构成了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外交”思想的主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