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香港的老话题应该被认真审视一番。香港经历了与大陆不一样的历史，因而保留了不同的传统文化，茶是其中之一。除了大陆人耳熟能详的那些名茶外，香港人还嗜好饮用六安篮茶、六安骨、六堡这类大陆人连名字都不太熟悉的茶。

香港人爱茶，但“饮早茶”的态度如美食家欧阳应霁所言：“有茶喝茶，喝完也就完事忘情。”

从台湾过来的董桥，在这个“没有艾略特、没有胡适之、没有周作人的香港”喝下午茶，总觉得喝茶的下午不过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

对茶人来说，这种三心二意的茶客是不可原谅的吧。

真正的香港观察大师梁秉钧，精确写出了香港人喝茶的状况：“街头的大排档/从日常的炉灶上累积情理与世故/混和了日常的八卦与通达，勤奋又带点/散漫的……那些说不清楚的味道。”

大陆人更熟悉的，是张爱玲写的香港茶。她写过一篇小说叫《茉莉香片》，是这样开头的：“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苦”、“华美”、“悲哀”这一些词汇，就这样组成了读者对香港与茶的感觉，包括观感与口感。

张爱玲爱喝茶，也爱写茶，常常以茶入文，以茶为喻。她笔下的女人们，常常与茶打交道。那些令人低回不已的故事中，处处能见到她对茶的依赖。

“诗清只为饮茶多”。

茶人张爱玲，一生著作等身，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她写的《倾城之恋》也发生在香港。范柳原觉得玻璃杯里的茶叶像“马来森林”，而白流苏眼里，“只见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粘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积着的茶叶，盘结错杂，就像没膝的蔓草与蓬蒿。”

美则美矣，但与香港茶无关。倒不是说张爱玲不懂茶——周瘦鹃去过张家喝茶，对张家的茶具、点心有过描述：“这一个茶会，并无别客，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人，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与碟箸也都是十分精美的。”

其实，张爱玲在港大的时候，有一个“校友”是真爱茶的。1938年，广州沦陷，岭南大学学学生陈香梅跟着搬迁的学校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上课，课余则在港大附近的茶寮喝茶。

她在回忆录中反复提及记忆中的茶会：“香港大学的茶室，那纯粹是为了招待教授与学生们而设，每个下午差不多总是客满，没事时大家在谈天说地，考试时，许多人就在那儿下功夫，无论阴晴雨晦，喝一杯下午茶似乎是必定的课题。我之喜欢喝下午茶，可说是在岭南读书时开始。”

陈香梅后半生在美国度过，在纽约泛美大楼的“云天阁”，面临窗外将逝的夕阳，她想的是喝一杯浓茶，一小杯浓茶，像请她喝过茶的吴教授泥壶中的茶。

可惜，她眼前的茶只能看无法喝，“‘云天阁’有最名贵的瓷壶，镶了金边的茶杯，但那茶叶，是放在纸包里的茶叶——最煞风景的品茶方式。”

在香港，英式下午茶与港式早茶永远处在竞争之中，一百多年没有消歇。对此，陈香梅明白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说到喝茶所用的茶具，我以为中国的茶杯最有韵致，最合于泡茶之用。说到外国人，在茶里放奶油，放糖，那就完全失去了喝茶的意义了。”

近些年，普洱茶文化在大陆兴起，“香港仓”被一些人认为是“湿仓”，种种关于香港茶的可疑传言不胫而走。

低调的香港茶人沉默多年后开口了。80年代香港最大茶商周勇先生告诉我：“当年的香港茶行是老式的生意行业，十分注重诚信，几乎没有什么造假出现。”

另一位久负盛名的茶商黄锦枝先生详细讲解了香港普洱茶复杂的入仓技术，整个制作周期长达十年左右，让“异味、杂味全部退掉”。“这是一套工艺，不是骗人。”香港人不会将茶做坏，因为“香港人每一片钱都是血汗钱”。

普洱茶曾经几十年内只有唯一一种工艺，就是在香港“入仓”。香港人的寿命长期稳居世界第一，这也是香港茶品质的最好证明。

我服膺香港茶人叶惠民的说法，香港人劳碌“搏到尽”，身心盼望获得平衡。茶能清心涤烦，香港人走出茶坊后，总能感觉精神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