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尤溪，官至秘阁修撰。曾寓居建瓯、崇安，晚年定居建阳。

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71岁的人生有四十多年在讲学和著述中度过，并与福安有着不解的情缘。

一、朱熹与福安的交往

据《新编朱子（晦庵）年谱》的记载：宋建炎四年（1130年）建州（闽北）多次发生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绍兴元年（1131年）朱熹两岁，春二月，朱熹之父朱松带着一家人离开原居住地尤溪县的南溪别墅前往闽东避乱。秋间辗转到长溪（时福安属长溪县），寓居龟龄寺。（见闽北朱子后裔联谊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合编《考亭紫阳朱氏总谱》，第454、455页，2000年）为纪念朱松父子此行，福安人后在龟龄寺设立朱韦斋祠，祀朱松（明万历《福安县志》第二卷、第六卷）。朱松在长溪期间还拜谒了廉村薛令之故居，写下一首《题薛补阙故居》诗，表达对薛令之的敬意： 

有唐进士薛补阙，官兼侍读开元末。

悬知野鹿欲衔花，面向桑榆全晚节。

灵武匹马还京师，伊人驹谷犹遐思，

甘同西山采薇蕨，团团朝旭升旸谷，

照见盘中堆苜蓿。底用黄金二十斤，

燕享乡闾与亲族。商山高躅不可攀，

岁暮何嫌松柏寒，廉溪月明谁为看？

一似东都故人独钓桐江滩。

朱熹这一次随父来福安总共一年半时间，而且尚在襁褓之中。这是朱子与福安第一次结缘。绍兴三年（1133年）春，朱松蒙宋廷征召赴临安就官，朱熹也就随家离去。

然而朱熹与福安的情缘远没有结束。据明万历二十五年《福安县志》载：“龟山寺，半属宁德……雍［淳］熙（1174－1186年）朱晦庵、杨信斋寓僧舍讲学月余。”龟山寺创建于唐开成三年（838年），地处福安、宁德交界处，是宁德、福安禅宗佛教的开山寺。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赐额，更使龟山寺成为一方名刹，不但招引了多位名僧到此驻锡，而且激发了朱夫子及其高足传道授业的热情。

庆元二年（1196年）南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场被称为“庆元党禁”的政治斗争。御史沈继祖在外戚韩侂胄的支持下，对朱熹发难，指斥他的学说为“伪学”，将朱熹罢职。第二年，已经68高龄且患有足疾的朱熹应古田门人之请，在女婿黄榦和门人的陪护下，离开婺源考亭，前往古田杉洋，“宗室诸进士与其门人构书院，延而讲学。”（清乾隆《古田县志》卷之七）相传，朱熹后来在门人黄幹、杨复的陪侍下又辗转闽东讲学，福安的上东庵、龟龄寺、环溪（察阳，今阳头）等地都留有他的足迹。

朱熹流寓福安期间，讲学不辍，诲人不倦，“从学者甚众”。后人为了纪念朱熹，在夫子主要的讲学地建立书院，如甘棠上东庵的考亭书院，社口龟龄寺的晦翁书院等，这些书院在历史上为福安文教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朱熹的福安弟子

朱熹的福安弟子中有四人特别优秀，他们均为理学正宗传人和闽学的重要人物。

黄幹，字尚质，今福安阳头人，朱熹在古田蓝田书院讲学之时即投夫子门下。相传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到福安讲学，因年老体弱得到黄幹的悉心照料，还把夫子请回家中小住。聪颖而又勤奋的黄幹深得朱子理学真谛，“著述甚富”，有《诲鉴语》《五经讲义》《四书记闻》等传世。

杨复，字志仁，号信斋，福安甘棠杨岙人，后迁居大留，曾和黄幹同学于古田蓝田书院，受业于朱子，相传他曾陪侍朱子在上东庵讲学。理宗朝真德秀知福州，在郡学创立贵德堂，延请杨复主持。杨复渊博的学识和对理学的深刻理解，倾倒了许多士子，就学者甚众。杨复著有《论语问答》《诗经杂说》《大学中庸口义》《祭礼》《仪礼图》等，深入浅出地阐述儒家学说，并用图示法阐释儒家“礼”的思想。

朱熹的长溪弟子中还有一个叫做张泳，字潜夫，福安大留人。庆元年间，适逢大比，而当时朝廷严禁朱熹学说，“试天下之言性、论策，问伪学”。张泳虽然身在考场却能坚持自己认定的立场，不看风使舵，“主朱子之说”。主考官在判读他的应试文章时，为他的文采和气概所折服，不禁拍案称奇，叹为第一，但是最终还是屈服于权势，“不敢录”。张泳因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丢掉了功名，但是他的道德文章却在民间传为佳话。后来他“家居授徒，多有显者”，学者称之为“墨庄先生”，身后福州养正书院还为他奉祀。今大留张氏宗祠外墙照壁和祠后静室仍保留“理学正宗”和“墨庄家塾”题匾。

朱熹的得意门生中还有一个叫做陈骏，字敏仲，福安廉村人，进士，著有《〈论语〉〈孟子〉笔义》《〈毛诗〉笔义》等。其子陈成父，字汝玉，克承家学，成为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乘龙快婿；其学以立诚为本，著有《〈律历志〉解》《和稼轩词》《默斋集》等。万历《福安县志》：“宁德祀陈骏为乡贤，《八闽通志》仍之。意生于福安而迁于宁德耳。”

三、遗墨传说和朱姓繁衍

相传朱熹在流寓长溪期间留下了许多华章遗墨和故事胜迹，像“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水云深处神仙府，禾黍香时钟鼎家”“留衣韩伯人如玉，解带苏公价值金”等联句至今还为人们称道。

据明万历《闽书·方域志》载，朱夫子曾在龟仙山（仙岫山）受到乡民的饭食款待，夫子因而乘兴手书一联回赠，联曰：“水云深处神仙府，禾稻丰时富庶家。”

甘棠的上东庵至今珍藏着一副古老的联板，上刻“留衣韩伯人如玉，解带苏公价值金”，落款是“朱公笔迹”“紫阳夫子流寓此庵原赠”。光绪十年《福安县志》卷三十二叙上东庵时提到此联，并称朱熹曾率杨复在此庵讲学，但没有明言联句系朱熹原赠。万历县志没有相关记述。

潭头镇有一个叫大庄的古村，村前的溪河里有一块巨大的屿石叫做“洗心台”。旧县志上记载，宋朝时有一对林氏兄弟，为了争夺家产而反目为仇，后来经过乡亲们的劝导，终于翻然悔悟，就在这一块屿石上面设酒言和，表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后来兄弟俩亲爱如初。村民传说屿石上的“洗心台”三个字是朱文公的笔迹。

社口龟龄寺的后山上有一个叫做岚柄（今写作林柄）的村子。该村主姓章，村口宫庙供奉朱熹的神像和牌位。村民认为，当年朱子曾经到岚柄讲学授徒，甚至有的还说在此教了三年书。该村还流传许多关于朱熹的传奇故事。村中有两口水井，村里人说，因为是朱熹亲自选址开掘，所以终年不竭。这些传说虽然都查无实据，但却事出有因。据清光绪十年《福安县志·氏族》记载，章氏始祖唐时“避乱，由浦城徙居韩阳龟龄。其后分迁岚柄、利岔、白沙。”原来岚柄人是将自村当成了“龟龄第二”。

综合清光绪《福安县志》和坂中步兜山朱氏宗谱的记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朱熹直系后裔朱熉就任福安县训导，后定居步兜山，成为开基祖。步兜山朱姓现有六百余丁。

除步兜山外，福安还有二支朱氏。濑屿朱氏，位于下白石镇福屿村（福屿旧称濑屿），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始建宗祠，今有族人五百余丁。南浦朱氏，位于下白石镇南浦村，先祖从建阳迁居南浦落籍，今繁衍三百余丁。濑屿和南浦朱氏均认为自己也是朱熹的传人。

四、朱熹思想的影响

朱熹理学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核心，糅合佛、道及诸子学说，囊括自然、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可谓博大精深。该学说到南宋末年才确定了正统地位，并作为官方哲学支配中国思想界长达六七百年。其积极方面，如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对维护社会的安定有积极意义。

福安人历来以朱子曾经过化自己的家乡而荣耀，以曾经出过黄幹、杨复、张泳等这样的理学大师而自豪；朱子及其长溪弟子在长溪流域的讲学实践奠定了福安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对福安日后成为闽海文教剧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万历《福安县志·节序》：福安“上元后即从师入学，亦朱子过化之遗也。”南宋百余年间长溪流域共出了70多名进士，可谓人才辈出。它不但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溪流域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程度，同时也鲜明地折射出朱夫子在这一方沃土上的流风余韵。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知县严德泳在原按察分司署旧址（今供销社房产，与城关天主堂毗邻）建起一座书院，为纪念朱熹，命名为“紫阳书院”。书院延续了一百多年，和县学明伦堂一道成为福安士子心目中的殿堂，是福安儒学教育的“双子星座”。

朱熹的思想和学说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朱熹特别强调心、性、情，强调宗教内心修养中忏悔、禁欲、反省和自责的思想感悟训练。于是总结出一个经典命题：“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一）。这也成为他的理学核心。按朱熹的观点，自然、健康、正当的生活和追求是天之常理；而奢侈淫逸、非份的巧取豪夺则是人之贪欲。“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可见朱熹理学首先是针对权贵与富豪的，难怪他的学说起初不受官方欢迎。后来统治者发现朱熹理学可以利用，于是大加宣扬，“三纲五常”和“存天理、灭人欲”变成巩固专制等级统治的法宝和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软刀子”，积极参与封建子民心态的打造，制约人文思想的健康成长。在理学氛围的浸润和无形约束下，元明清三朝，福安一邑就有千余名妇女被礼教剥夺了青春甚至生命，作为“贞孝节烈”的殉葬品，受到官府旌表，还成为封建专制时代的“先进典型”，其中有诸如“三世苦节”“金石齐贞”“未婚殉夫”“完节保孤”“割体奉姑”的辛酸，也有“投环”“赴水”“自刎”“仰药”“绝粒”的惊心动魄（清光绪《福安县志·列女》）。在崇尚现代文明的今天，我们在自诩“朱子过化之乡”的同时，对朱熹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李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