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让是唐宣宗时的御史大夫，以“孝”著称并流传于世，他自己也当仁不让。有一次宰相蒋伸在酒宴上举杯对客人说：“有孝于家、忠于国者饮此。”李景让在“客肃然”中脱颖而出，拿起酒杯就一饮而尽。与“孝子”相对，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堪为严母。《新唐书·李景让传》称：“母郑，治家严，身训勒诸子。”《资治通鉴》也字字照录。

李母郑氏在“诸子皆幼”时守寡，家境贫困，是她一个人将“皆幼”的“诸子”养育成人的。因为下雨，“宅后古墙”突然下陷倒塌，露出可装满一船的钱币。郑氏虽穷，却没有见钱眼开，她焚香祝祷：“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愿诸孤他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如此言传身教，在李景让兄弟幼小的心灵中打下很深的烙印，使他们从小就懂得“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郑氏作为“严母”教子之严的主要方面，即严格要求，或可称为“励志”。“严母”之严还有一个侧面，郑氏大概是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的，用现在的话说，属于“虎妈”一族，其教育手段近似严酷。“诸子皆幼”之时，如何发挥棍棒或鞭子的威力不得而知，“景让官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却是明明白白写在史书上的，而且，李景让这个孝子也很配合：“虽老犹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这位“发已斑白”的达官，在遭受严母鞭打训诫后的“欣欣如初”状，比老莱子穿五彩衣玩摇古冬“娱亲”更多一层酸楚。

《资治通鉴》载有这样两件事，都是“虽老犹加箠敕”的实例。

李景让任浙西观察史期间，将一位违背他的意志的都押牙杖之而毙，致使“军中愤怒，将为变”。郑氏听说后，就在李景让“方视事”时“出坐听事”，并“立景让于庭而责之”，还“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将挞其背”，因为“将佐皆为之请，拜且泣”方才“释之”。尽管郑氏责备李景让时说“国家刑法，岂得以为汝喜怒之资，妄杀无罪之人乎！万一致一方不宁，岂唯上负朝廷，使垂年之母衔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这番话句句在理；尽管在“军中愤怒，将为变”时，郑氏不是火上浇油鼓励李景让大开杀戒，而是着眼于儿子身上的问题，说得通情达理，令人信服，也算心存大义，且“军中由是遂安”，实际效果不错，但我还是要说，李景让不仅是郑氏的儿子，还是浙西观察史，此时正以后者的身份在官府议事。郑氏或可在家中训斥自己“发已斑白”的儿子，议事之官府毕竟不是郑氏之家，家有家规而国有国法，这种公私不分的行为是否合法还得两说。汉宣帝时河南太守严延年的母亲在家中严厉训斥为官“阴鸷酷烈”号称“屠伯”的儿子，就比郑氏做得有谱。

另一件事与李景让的小弟李景庄科举考试屡屡不中有关：李景庄“每被黜”，郑母“辄挞”李景让，这不是很怪异吗？“景让终不肯属主司”却一语道破天机。上面说的那件事中，郑氏至少还有大义驱动，还有平息事态的成效，那么，为李景庄科举不中而鞭挞李景让，不仅做法不对，而且动因不正。恰如李景让所说：“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他懂得“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乃“人之大行”（荀子语），没有把那个“孝”字庸俗化。后来还是宰相出面对主考官说：“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可怜彼翁每岁受挞！”看来李景让因李景庄科举不中而“每岁受挞”已经传至宰相耳中，实在也有损这位“严母”的声誉。

从郑氏对李景让“虽老犹加箠敕”一语中不难想见，她在“诸子皆幼”时动辄棒打鞭挞的“虎妈”形象，习惯成自然，她已俨然忘了年龄的界限。诚然，景让、景温、景庄三个儿子“皆举进士及第”,李景让更是国之栋梁，德配其位，青史留名，“虎妈”教育似乎也卓有成效。但这其实并不是严母之严酷的“虎妈”教育的结果，倒与严母的严格要求之励志有关。在许多时候，这种棒打鞭挞的“虎妈”教育，往往造就瞻前顾后、唯唯诺诺、没有胆识、没有担当的庸才，我怀疑，那位想靠兄长通关节方能“进士及第”的李景庄身上或许就有这样的气息。而且，就像郑氏的不取意外之财能在儿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郑氏动辄棒打鞭挞的做派也会传染给自己的儿子，谁能说，李景让日后将那位都押牙杖之而毙，就没有“严母”郑氏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起着作用。